科兴生物（SVA）近日的特别股东大会演变成一场控制权争夺的戏剧性对决。股东投票通过赛富基金提出的两项提案：罢免现任董事会，并选举由尹卫东阵营主导的十人新董事会。

会议刚结束，被罢免的董事长李嘉强立即反击：“所谓新董事会不合法！”他宣称会议已被合法休会以待法院裁决，赛富基金自行宣布的投票结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这家因新冠疫苗创造近千亿利润的生物医药巨头，在停牌六年后，以一场每股最高124美元、总额75亿美元的“清仓式分红”，将十年股东内斗推向高潮。

股东大会“罗生门”，新董事会登场

科兴生物这场特别股东大会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会议开始不久，董事长李嘉强宣布了安提瓜法院的两项裁决，随即决定休会，以待法院对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所持股份的有效性作出最终裁决。

然而剧情突转。董事卢毓琳重启了会议，股东投票继续进行。会议结束后，赛富基金发布声明：罢免现任董事会和选举新董事会的两项提案均获通过。

新当选的十人董事会名单随即出炉：创始人尹卫东、赛富基金合伙人阎焱、维梧资本合伙人付山、永恩资本裘育敏、强新资本李嘉强等人在列。从名单构成看，尹卫东阵营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标志着公司控制权更迭。

但李嘉强阵营迅速反击，直指新董事会“违背法律和法院裁决”。他们强调，在安提瓜法院多项裁决的前提下，“科兴生物没有也无法选举出新董事会”。

股东大会前夜的7月7日，安提瓜法院曾颁布临时禁令，禁止维梧资本及尚珹资本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而这两家机构正是尹卫东阵营的重要支持者。

这场法律与资本的双重博弈，为科兴生物的未来蒙上更深迷雾。

75亿美元分红超现金储备七成

在这场控制权争夺战高潮迭起之际，一份史无前例的分红方案引发资本市场热议。科兴生物宣布将分三阶段向股东派发现金股息：包含每股55美元、19美元及20-50美元的三次特别现金股息。

以科兴生物2019年2月停牌时每股6.47美元计算，若全额支付，股东每股最高可获124美元，最高股息率超过1900%；总分红额高达74.48亿美元，而公司停牌时总市值不足5亿美元。

公告显示，首期每股55美元的特别现金股息已在股东大会前闪电支付。支付代理机构于7月8日确认股东名单，7月9日通过FedEx、UPS向全球股东寄出支票，超过1亿美元的款项则通过电汇支付。

这笔“清仓式分红”背后，是科兴生物疫情期间积累的巨额现金储备。据赛富基金的公开信，目前公司账户有103亿美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若75亿美元全部分配，将消耗公司超七成资金。

更严峻的是，因董事会争斗，公司独立审计机构辞职，2024年年报难产，纳斯达克退市风险不断增加。核心产品新冠疫苗已停产，而其他产品线——手足口病疫苗、甲肝疫苗、水痘疫苗等年收入始终未突破2亿美元，无法支撑公司运营。

十年股权争夺战，从并肩作战到反目成仇

科兴生物的权力斗争剧本，早在两位创始人相遇时就埋下伏笔。《财中社》梳理发现，2001年，技术专家尹卫东与北大教授潘爱华共同创立北京科兴。潘爱华出资5100万元占股76%，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一个出钱、一个出技术的经典组合。

2003年，公司核心资产通过反向收购登陆纳斯达克，成为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2009年11月，科兴生物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交易。

2016年成为关系破裂的转折点。当科兴计划私有化回A股时，两位创始人对发展路径产生根本分歧。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康桥资本、维梧资本等组成买方团；潘爱华则拉拢未名医药、中信并购基金及第一大股东强新资本（1Globe）抗衡。

控制权争夺迅速白热化。2018年股东会上，潘爱华阵营试图罢免尹卫东，后者启动 “毒丸计划”，向除对手外的股东增发新股，强行稀释“反对派”股权。

冲突从会议室蔓延到生产线：抢夺公章、强占厂房、剪断电线导致价值1540万元的疫苗报废，一系列激化矛盾的操作令人瞠目。

2019年2月，纳斯达克以 “治理失效”为由强制科兴生物停牌，股价定格在6.47美元。

法律战线同样硝烟弥漫。2025年1月，作为终审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2018年股东大会程序违规，“毒丸计划”无效，承认了李嘉强提名的四名董事合法性。凭借这一判决，李嘉强在2025年2月成功出任董事会主席。

而另一创始人潘爱华在2024年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刑13年，举证他的正是自家公司未名医药。

分红背后的博弈，科兴未来的迷局

75亿美元分红计划远非简单的股东回报，而是控制权争夺的终极武器。李嘉强阵营在股东大会前突击支付首笔33亿美元分红，并明示 “反对议案者将丧失后续股息”，直接以现金胁迫股东支持。

市场分析认为，这更是一种 “消耗战”策略：若公司现金分光，即便对手未来夺权，接手的也只是空壳。维梧资本在公开信中警告，新董事会计划分红后仅预留20亿美元运营资金，而科兴生物的非主营业务收入寥寥。

新董事会承诺推动复牌并落实分红，同时探索香港上市可能，但现实挑战严峻：研发管线中的百白破疫苗、狂犬疫苗等尚未形成接力产品，分红后公司转型能力存疑。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此前公开指出：“在生物医药行业，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其长期增长和竞争力的核心。如果公司的分红影响到了核心业务的发展，特别是新药研发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领域，那么这种做法在行业中可能会被视为过于激进。”

股东间的法律战仍在全球蔓延。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已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马萨诸塞州等多地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分红的合法性，但截至目前，这些尝试均被驳回。

更深层的问题是：当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董事会精力全聚焦于资本博弈而非研发创新时，其存在价值还剩几何？科兴生物曾拥有四款WHO认证疫苗，形成10余种产品矩阵。但如今，持续内斗让公司研发几乎停滞，审计机构辞职，退市风险高悬。

停牌六年，股东虽获现金补偿，但科兴的未来仍深陷资本与法律博弈的迷雾中。这场十年权斗的终极赢家或许是套现离场的资本，而公司治理信誉崩坏带来的长期代价，将由所有中小股东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