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晚间，浙商银行（601916）发布公告，披露了股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海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最新增持动向。今年3月9日至8月10日，海港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买入该行2.71亿股A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从5.02%升至6.01%。在银行股大面积“破净”的背景下，这笔市价估算近8亿元的国资逆势加仓，不仅给浙商银行的估值增添了一道外部支撑，也意味着浙江省属国资正悄然介入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

国资加仓，社会资本后退

这一轮变动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资在增持，而部分社会资本在退出。浙江省海港集团是一家注册资本500亿元的省属国企，集约运营着全省港口资产。在这次大手笔买入A股之前，其自身直接持有浙商银行17,589万股H股股份（持股比例0.64%），并与一致行动人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持有H股120,341万股，持股比例4.38%）合计持股5.02%。从2026年3月9日起，海港集团开始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持续买入A股，在股价下行过程中累计逆势增持了2.71亿股（占总股本的0.99%），自身直接持股规模升至4.47亿股，其中A股2.71亿股、H股1.76亿股，持股比例1.63%。变动后，海港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达到6.01%，合计持有16.50亿股，因触及1%的整数刻度而触发披露义务。

与海港集团在“A+H”两个市场同时布局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社会股东的减持和高比例质押。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内，原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大幅减持了242,310,660股，将持股比例从5.88%降至4.99%（期末持股13.73亿股），退到了5%的信披红线之下。与此同时，“恒逸系”则面临不小的质押压力：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6.43亿股A股已全部处于质押状态；其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6.60亿股A股中，也有5.08亿股被质押，质押率达76.92%。这一进一退之间，原本股权分散、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浙商银行，其股权结构正悄悄向地方省属国有资本倾斜。

山东国信的反手操作

如果说海港集团的建仓更像新国资的防御性布局，那么山东省国际信托（以下简称“山东国信”）的持股轨迹，则把大资金在重估周期中的反转展现得相当充分。2023年5月，山东国信以30.06亿元（折合2.23元/股，约为当时市价的七五折）通过司法竞拍拿下原“安邦系”遗留的6.38亿股股份，随后在配股中继续加码至约7.68亿股。到了2024年底，面对接近50%的阶段性浮盈，出于自身经营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山东国信披露了拟减持不超过2.75亿股的计划，并在2025年内实施了部分减持。截至2025年末，其持股余额降至5.93亿股，持股比例收缩至2.16%。

转折出现在2026年一季度。山东国信一改之前的减持节奏，掉头大举增持。截至2026年3月末，其持有的浙商银行A股股份已大幅升至8.08亿股（持股比例2.94%），重新回到前十大股东行列。从“拟减持”到“反手加仓”的反向操作，本质上说明，在市场下行周期，高股息的金融股权正被长期资金视为优质的压舱石。

高管们自己掏钱买了多少

外部资金的进出只是事情的一面。面对市净率长期只有0.44倍、股价在2.90元附近徘徊而每股净资产高达6.68元的现实，浙商银行自身也没有被动等待。2025年3月28日，该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估值提升计划》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并于当年4月9日正式对外披露发布。在这一系统性的市值管理框架下，一轮具有高度主动性、旨在向二级市场传递信心的董监高集体自愿增持计划很快宣告落地。

这轮增持，与此前因股价触发“破净”而不得不履行的强制性稳定股价义务有着本质区别。比如，2023年7月那次，因触发稳定股价预案，该行13名管理人员曾以3.96元至3.99元的价格被动增持124.23万股，合计耗资494.06万元。而2025年启动的这次，完全是出于传递信心的主动自购。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参与范围扩大至总行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并设立了“不少于2000万元”的自愿增持下限。截至2025年12月16日计划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在二级市场累计买入671.22万股A股股份，实际耗资2104.31万元，计划完成率达105.22%。真金白银买进去之后，这一管理群体持股总数从期初的261.20万股攀升至932.42万股，占总股本比例由0.0095%升至0.0339%。

从明细中可以清晰看到，核心管理层几乎是并肩加仓。年报披露的董监高持股变动显示，董事长陈海强在此期间将个人持股从75.40万股增至91.82万股，净买入16.42万股；执行董事马红的持股也由83,070股增至180,970股，净增持9.79万股。主管财务负责人、副行长景峰与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骆峰分别净买入16.41万股和16.53万股，个人持股总量分别达到90.90万股和90.93万股。此外，新晋高管、行长助理周伟新与潘华枫在期初未持股的情况下，分别出资买入16.54万股与17.00万股，把个人利益和银行绑在了一起。

这轮持续数月的自愿增持，不仅金额可观，时间点也颇为巧合，恰好与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初的管理层大换届并行。增持计划最初披露于2025年4月，彼时陈海强还是行长；到12月中旬增持收官时，正值高管层重组的交接期——12月5日陈海强当选为董事长，12月31日吕临华获聘新任行长（在任职资格获批前代行行长职责）。新老班子在二级市场的共同买入，客观上让管理层过渡期的市场预期更加平滑，陈海强的董事长任职资格也于2026年2月13日获得监管核准。

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从董监高群体的主动自购，到山东国信由减持转增持，再到浙江省海港集团的逆势建仓，几条线索几乎并行发生。虽然各自逻辑不同，但动作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浙商银行估值承压的时候，内部人和外部长线资金都在用真金白银承接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