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里资产交易平台接连挂出了广州农商银行（01551）的两笔内资股拍卖。

这两笔大额内资股的处置过程并不顺利。一笔来自广州市金宏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宏利投资”）持有的501万股，起拍价2272.54万元；另一笔来自深圳市南彩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南彩工贸”）持有的2830.93万股，起拍价3261.23万元。两笔股权均经历了首次流拍后降价重新上架。更为严峻的是，二者随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处置困境：南彩工贸的股权被拆分为100万股的小额标的进入变卖阶段，起拍单价从最初的1.8元一路下滑至约0.92元，依然无人接盘；而金宏利投资作为破产清算财产的501万股，其单价仍停留在4.54元/股，同样陷入流拍。

市场承接力的疲软，与两家企业自身的债务问题紧密相关。金宏利投资已深陷多重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开信息显示，其与广州农商行之间至少存在三起重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及未偿还贷款本金高达9.1亿元。南彩工贸同样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强制执行，所持大额股权在司法拍卖中反复折价。

4.54元与0.92元的距离

同样是广州农商行的内资股，在同一平台上的价格表现却大相径庭。

金宏利投资持有的501万股，作为破产清算财产处置，二拍单价仍有4.54元/股；而南彩工贸的股权进入变卖阶段后，单价已跌到约0.92元/股，两者价差超过四倍。

落差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种处置程序用的评估规则不一样。司法执行走的是市场法，会参考同类拍卖的真实成交价，把非流通内资股的流动性折价也算进去，更贴近市场当下的真实购买意愿。而破产清算程序主要依据资产基础法，定价锚定广州农商行每股净资产（约5.672元），再在此基础上打折。这种定价方式更看重账面数字，对资产实际变现的难度考虑得相对少一些，结果就是破产财产反复流拍，处置周期被拉长，对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不一定有利。

市场用价格表达出来的谨慎态度，让0.92元/股这个极端低价，重新划出了广州农商行内资股的价值底线。作为参照，2026年4月广州金言贸易持有的500万股该行内资股，一拍起拍价也才1.05元/股。

把时间往回拨到2021年12月，广州农商行为补充核心资本，向广州地铁、广州城更集团、广州工控等四家市属国企定向增发了13.38亿股内资股。当时参考2020年末每股净资产6.09元的评估值，定增发行价定在5.89元/股左右，募集资金净额78.77亿元。短短几年，内资股的司法成交底价已从高点大幅回落，甚至低于其H股0.25倍的市净率，非流通折价幅度让人很难忽视。

当初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局的国有资本，账面投资价值已明显缩水。更麻烦的是，内资股没法在港股二级市场自由流通变现，这些股东短期内缺乏便捷的退出通道，大概率只能被动长期持有。

这种估值体系的重构，不只广州农商行一家在面对，珠三角乃至全国的中小银行都绕不开这道坎。从市场数据看，珠三角地区千万级以上的中小银行内资股司法拍卖，流拍率相当高，成交价普遍只有每股净资产的二到三折。

广州农商行自己处置的中捷资源抵债股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06亿股抵债股权对应的债权本息高达57.87亿元，最后以2.87亿元的底价转让出去，单次回收率低得惊人。

回过头看，授信审批时银行习惯按净资产五到七折来估股权质押率，对非流通股的流动性风险明显估计不足。等到信用风险真的爆发，这种风控逻辑上的错位，就变成了资产负债表里难以快速消化的压力。

一个老股东，撬走银行9个亿

股权拍卖估值持续下行，本质是市场流动性、银行股权流通属性等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金宏利投资与南彩工贸相继爆发债务风险、所持股权进入司法处置，则提供了观察该行早年扩张阶段两类行业现象的样本：一是股东依托银行股权质押获取授信的融资模式，二是部分持股主体呈现空壳特征，由此衍生出关于股权代持的疑问。

作为持股超过十年的原始老股东，据公开信息，金宏利投资长期以所持银行股份作为增信手段开展质押融资，形成“本地企业入股银行—质押银行股权增信—为关联主体获取大额集团授信”的典型融资链条。

随着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这套依托股东身份搭建的融资模式集中暴露出大额信用风险，给广州农商行留下三笔规模突出的关联不良债权：广州市金宏利置业有限公司4.96亿元贷款、英德市浈阳峡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2.10亿元贷款、广东金山油茶投资有限公司约2亿元贷款。

三份生效判决均判令金宏利投资集团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案判决本金合计9.06亿元；其中金额最高的两笔贷款，放款主体均为金宏利投资注册总部属地对应的广州农商行花都分行。

金宏利投资仅持有该行501万股股权，但依托股东身份撬动合计近十亿元的集团关联授信。这一现象也让人疑惑：该行针对股东及其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全流程审批是否严格落地？属地基层分行长期服务本地合作企业的过程中，风控审核能否保持独立客观？

南彩工贸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围绕其股权归属的猜测始终存在。该公司注册资本7.6亿元且全额实缴，但公开信息显示其社保参保人数长期为零，注册地址为深圳福田区证券大厦内的一间办公室，经营范围也较为宽泛。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这家公司斥资数亿元持有超过3800万股银行内资股，资产体量与经营实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从时间线来看，南彩工贸成立于2007年9月，正值广州农商行2009年股份制改造前后原始股东入股的窗口期。在当时的行业环境下，“职工代持”与“企业代持”并不少见，常被用于规避股东资质的审核。

登记信息显示，南彩工贸持有的全部3812.9万股广州农商行内资股，早在2024年4月便已质押给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质权人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然而，这批股权此番进入司法拍卖程序，起因却是自然人曾海兵的一笔普通民间借贷纠纷。

从法律规则看，普通债权人申请启动处置程序，与质押权人优先受偿并行不悖——拍卖所得将优先清偿质押债权，剩余部分才用于兑付普通债权。

但这种由普通债权人推动而非质权人发起的处置方式，在实务中并不典型。有推测认为，这可能是隐名持股背景下，实际出资人资金链紧张后试图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明股实债”的退出，也可能涉及代持关系破裂后的股权回购纠纷。

这些历史风险乱象，很难不令人回想起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原行长易雪飞搭档主政时期的内部治理漏洞。十余年间，两名长期共事的高管均被查实将信贷审批职权异化为利益输送工具，持续侵蚀全行合规与风控体系。

根据广州市检察院、广东省纪委《党风》杂志公开披露信息，2006年至2019年，王继康先后执掌广州农信联社、广州农商行，任职期间利用信贷投放、企业授信权限为相关主体谋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2.85亿元。办案披露材料显示，其受贿资金存在隐蔽跨境流转安排，行贿方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王继康亲属购置香港房产，相关资产未登记在涉案人员名下以规避核查。

与王继康长期搭班的原行长易雪飞，则借助多层代持架构钻制度漏洞实施隐性腐败。经查，他安排亲属代持股权，再指使信贷客户以该部分股权作质押向本行申请2400万元经营贷款；经易雪飞协调审批放款后，资金几经流转最终转入其家属账户，成为他对外高息放贷的本金。易雪飞以此为筹码，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放宽信贷审批条件，再向相关客户发放年化15%至20%的个人借款，截至案发累计收取高额利息超1800万元。

核心管理层长期突破合规底线、权力寻租常态化，直接瓦解银行风险管理文化。如今金宏利投资遗留的数十亿元巨额不良债权、南彩工贸大额银行股权背后难以厘清的代持疑点，均是该历史阶段长期积累、仍需持续消化的治理遗留包袱。

万亿农商行，正在为过去买单

如今的广州农商行，正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蓄势的节点上。以蔡建为代表的新一任管理班子到任后，拉开了一场力度不小的风险出清与资产重构。但对一家资产规模高达1.38万亿元的银行动这样的大手术，财务上的阵痛几乎不可避免。

广州农商行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度业绩显示，集团资产总额1.38万亿元，规模基本稳住了。但翻开利润表，数字就不那么好看了：2025年营业收入只有153.90亿元，这是自2021年234.8亿元高点以来的连续第四年下滑。归母净利润虽然止跌回升到21.2亿元，同比微增2%，但这并不是业务内生动能回来了，更多是靠压降负债成本撑起来的一种"防御性平衡"。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主动放缓信贷扩张，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较年初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增利不增收"的局面，恰好说明银行正在有意控制增量风险，放慢脚步。

资产质量是另一道绕不开的坎。截至2025年末，集团不良贷款率升到了1.86%，拨备覆盖率从184.34%降到161.85%，风险抵补能力在持续承压。账面上1.86%的不良率看着还算可控，但这个数字是建立在较大规模资产剥离基础上的。

公开信息显示，2023年到2025年间，广州农商行先后启动了三轮资产转让计划，累计覆盖债权总额预计高达481.1亿元。光2025年一年，就把原值约189.3亿元的信贷资产打包，以约122.5亿元的对价折让卖给了独立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愿意承受这么大差额的损失，足见其清理房地产及相关领域旧债的决心有多大。

更值得留意的是资本金的变化和逾期贷款的规模。2025年末，该行资本净额一下子少了68亿元，降幅5.7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滑到了9.61%。财务附注里说，这主要因为手里的基金、信托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在缩水。

资本缩水只是压力的一个侧面，资产质量方面的隐忧同样不容忽视。截至2025年末，该行逾期贷款高达308.86亿元，占比4.37%，而账面不良贷款仅130.99亿元，不良率1.86%，两者之间拉开了超过230%的差距。更严峻的是，逾期90天以上贷款合计达139.4亿元，对比账面不良余额，不良贷款偏离度达106.4%，已突破100%的监管警戒线。

这组数据折射出一个现实：大量具备较高违约风险的债权并未被及时计入不良，而是暂时停留在正常或关注类贷款中。这种延迟确认客观上起到了平滑报表的作用，意味着过去积累的信用风险尚未完全反映在1.86%的不良率中。面对数百亿逾期贷款的暗流，彻底暴露与有序出清风险，注定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