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5日，广州农商行（01551）华夏支行，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启动破产重整程序。

这是双方多年债务纠葛的延续，也是广州农商行清理地产相关旧债、推进自身转型的重要一步。

大厦将倾：从“限制高消费”到“破产审查”

这场破产重整申请是双方跨越数年债务博弈的必然结果——回顾恒大汽车与广州农商行的纠葛，几乎是一部伴随地产泡沫破裂而展开的金融维权史。

早在2020年6月，穆迪报告就已披露，广州农商行对恒大集团的表内借款余额达18亿元。

随着恒大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这笔巨额借款迅速陷入违约困境，进而演变为一场跨越数年的法律攻坚战。

2021年11月25日，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正式提起诉讼，将中国恒大集团、广州市凯隆置业及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等相关主体诉至法庭。

这场纠纷在法律程序中历经两年磨合，于2023年11月23日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立案执行标的高达11.4亿元。

然而，面对资产已被多方交叉查封冻结的被执行人，广州农商行的追款之路步履维艰，现实的难度远超预期。

司法数据道出了执行过程中的现实困境。2025年2月，法院虽对许家印及恒大汽车法定代表人刘伟胜下达“限制消费令”，但这更多是一种程序性的警示与约束。仅仅一个月后的3月31日，该执行案件便因“暂时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显示，在11.4亿余元的执行标的中，未履行金额高达1140407277.01元，这意味着漫长的强制执行程序，仅追回不足13万元的款项，追款成效甚微。

现实层面的困境，比法律文书更显沉重。作为此次破产重整申请的关键背景，恒大汽车位于天津的核心生产基地，财务状况已濒临枯竭：其账面余额一度仅剩13万元，且有17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与此同时，该基地首批确认的债权总额攀升至54.1亿元，另有43.5亿元债权处于暂缓确认状态。

这种极度失衡的资产负债状况，最终促使广州农商行在2026年3月25日，选择以破产重整这一审慎手段，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启动相关程序。

从2019年1月成立时坐拥35亿美元注册资本的底气，到如今多地子公司陆续进入破产程序，恒大汽车的滑落速度令人唏嘘。而对于广州农商行而言，这11.4亿元的未执行欠款，仅仅是其过去数年处置理财及信贷不良资产的一个缩影。

旧梦锁链：广州农商行的房产纠葛与风险出清之路

广州农商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前身可追溯至1952年成立的广州农村信用社，历经2009年改制、2017年香港上市，曾一度成为地方农信改革的标杆。

但在资产规模从不足500亿元向万亿级跨越的扩张进程中，这家深植岭南的银行，逐渐深度卷入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浪潮。

数据显示，该行房地产、建筑业和住房按揭贷款合计占比曾高达29%，前十大股东中一度有八家涉及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既包括直接从事地产开发的珠江实业、大展投资，也涵盖涉及物业租赁的万力集团、无线电集团等。

这种股权与业务的深度捆绑，不仅推高了该行对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风险，更在内部管理与信贷审批层面埋下了隐患。

原董事长王继康掌舵期间，银行权力运行出现明显偏差。据纪检部门披露，2006年至2019年间，王继康利用职务便利涉嫌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高达2.85亿元，其受贿手段兼具专业性与隐蔽性——例如，曾安排商人以每股1.2元的低价转让500万股股票，待股价高位卖出后获利上千万元。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行贿人曾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资金，在香港购置一套价值1亿元的豪宅及逾百万元家具，仅供其女儿居住，且该房产未登记在王继康本人及亲属名下。

与其搭档十年的原行长易雪飞，也深陷隐性腐败泥潭，通过向信贷客户非法放贷套取利息达1800多万元，其非法利息的入账节点，与千万级贷款审批节奏精准对应。

这种“家长式”集权管理模式，让信贷链条关键岗位干部被牢牢掌控，直接导致银行信贷审批严重偏离风控底线。

随着房地产行业泡沫褪去，广州农商行也迎来了剧烈的业绩阵痛。

2020年，该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33.7%，主要原因是大幅计提拨备、处置理财不良资产风险敞口。

2021年3月，穆迪基于其业绩下滑、房地产行业风险敞口较高等因素，将其评级列入下调观察名单；同年半年报披露，该行逾期贷款规模半年内激增54%，达193.6亿元。

面对上述困境，蔡建等新一代管理班子推进系列改革，将2025年定为“资产效益年”，改革核心逻辑聚焦“压大额、增中小”，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截至2025年末，该行5000万元以下的中小额公司信贷业务余额增至682.2亿元，较年初增长24.2%。与此同时，大规模资产转让成为该行出清历史累积风险的重要手段。2023年至2025年，该行通过三轮资产转让，累计覆盖债权总额达481.1亿元：2023年，首批145.9亿元贷款资产以94.7亿元成交，本金折扣率约为6.3折；2024年转让的资产包中，房地产业本金占比高达96.67%；2025年拟转让的债权总额达189.3亿元（包含本金149.8亿元及利息39亿元等）。

尽管受估值折价、行业集中度较高等因素影响，处置面临一定压力，但此次转让累计回笼资金超316亿元，为该行缓解拨备计提压力、补充核心资本提供关键支撑。

万亿账本承压：风险防御的现实困局

这些风险处置与业务调整的举措，集中体现在广州农商行2025年年度业绩公告中，其财务数据，清晰反映出该行重构资产负债表的实际进展与挑战。

2025年，广州农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53.9亿元，同比下降2.8%，这已是该行营业收入自2021年234.8亿元高位以来连续第四年下滑。

尽管归母净利润在连续两年下降后企稳至21.2亿元，同比增长2%，但这一盈利企稳并非来自业务规模的扩张驱动，更多是利息支出大幅收缩与财务结构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利息净收入来看，该项指标实现0.5%的小幅增长至136.9亿元，其核心逻辑是利息支出降幅（-11.90%）显著对冲了利息收入的萎缩（-7.44%），属于典型的防御性平衡。

报表附注显示，受贷款利率市场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该行客户贷款及垫款平均收益率从3.52%降至3.16%，下行幅度较为明显；而利息支出的回落，则主要得益于定期存款成本的有效管控，公司存款、个人存款成本率分别下降28个和34个基点。

与此同时，该行在资产端采取更为审慎的投放策略，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较年初减少141.8亿元，降幅2%，这种“增利不增收”的格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银行主动收缩资产、严控增量风险的经营取向。

在盈利表现之外，资产质量是市场更为关注的核心维度。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广州农商银行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则从184.34%回落至161.85%，风险抵补能力有所弱化。其中，房地产业不良率为0.84%，看似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其背后是银行持续推进风险处置的结果。

更为关键的是，贷款风险分类与实际逾期情况存在一定背离。截至2025年末，该行逾期贷款总额308.9亿元，占贷款比重4.37%，而账面不良贷款余额仅131亿元。以此计算，不良贷款偏离度（逾期贷款总额/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35.79%；即便剔除逾期90天以内贷款，逾期90天以上贷款139.4亿元与不良贷款余额之比仍达106.4%，略超通常要求的100%警戒线。

这一数据表明，部分已形成实际逾期的债权仍归类在关注类或其他过渡类别，报表披露的1.86%不良率，未能完全覆盖该行真实的信用风险水平，风险处置仍需持续推进。

除盈利与资产质量压力外，该行资本实力同样出现明显波动，资本充足指标面临一定承压。截至2025年末，广州农商银行资本净额1116.5亿元，较上年减少68.4亿元，降幅5.77%；受此影响，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9.61%、11.15%及13.98%。

根据报表附注披露，资本净额大幅减少主要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影响。从合并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观察，2025年该行其他综合收益为-25.9亿元，直接导致全年综合收益总额仅-1.3亿元。

这意味着，尽管利润表层面实现净利润24.6亿元，但表内基金、信托计划等金融资产因市场波动产生大额未实现损失，使得银行实际抗风险资本出现隐性缩水。

资本金的结构性收缩，叠加逾期与不良偏离度较高的压力，也意味着广州农商银行在迈向“十五五”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仍需持续化解历史信用坏账与金融资产减值的双重挑战。

广州农商行对恒大汽车申请破产重整，是其清理地产相关旧债、处置历史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折射出其摆脱路径依赖、规范经营的尝试。

从过去的权力失衡、风险高企，到如今主动推进转型、出清风险，广州农商行的调整之路布满挑战，历史包袱的剥离与经营模式的重塑，仍需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