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厦门银行（601187）在特定对象投资者调研活动中披露，其拟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A股可转债的项目，审核周期已超三年仍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进程中。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持续研究各类再融资方式，在合规前提下推进相关工作，助力业务拓展与效益提升。

再融资卡壳，资本充足率垫底

回溯项目历程，2022年5月厦门银行发布可转债发行预案，明确募集资金扣除费用后支持业务发展，转股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10月，中国证监会就股东认购、行政处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等9类问题出具反馈意见，厦门银行于11月1日完成回复并报送材料。

2023年3月2日，上交所核对后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正式受理该项目。

此后进展平缓，2025年8月29日证监会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至11月调研披露时，项目仍在交易所审核阶段，从预案启动算起已跨越三个完整年度。

而这一再融资安排的迟迟未能落地，也让市场目光聚焦到厦门银行日益吃紧的资本充足水平上——毕竟再融资的进展，本就与银行资本补充、风险抵御能力的维系紧密相关。

在50亿元可转债项目审核超三年未落地的背景下，其资本补充压力正随着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持续下行逐渐凸显。

相较于2022年拟启动可转债发行时的资本状况，如今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滑落至近年低位。

梳理近年数据可见，2022年年报中，厦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50%，2023年、2024年这一指标小幅回升至9.86%、9.91%，资本水平保持相对平稳。

但进入2025年后，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出现明显且幅度较大的下滑——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这一指标已降至8.52%，较2024年末的9.91%回落了1.39个百分点。

从同业维度看，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厦门银行2025年三季度末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排名已落至第39位；而同期A股上市银行该指标的平均值为10.50%，厦门银行8.52%的水平显著低于行业均值，在上市银行阵营中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

叠加其可转债项目尚未落地、资本补充渠道暂未有效打开的现状，后续如何维系资本充足水平与业务扩张的平衡，或将成为该行需要重点应对的现实问题。

换帅换赛道，押注“重资产”稀释资本

2025年前三季度，厦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骤降，其核心原因并非资本收缩，而是风险资产的快速扩张最终稀释了资本“厚度”。

从资本端来看，2024年末厦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为249.8亿元，2025年三季度末增至255.7亿元，前三季度增量约5.8亿元，增长节奏甚至快于2024年全年9.4亿元的增幅，资本补充节奏并不拖沓。

矛盾的核心集中在风险加权资产的异动：2022-2023年其同比增速为12.8%，2023-2024年放缓至4.3%；但2024年末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指标从2628.5亿元跃升至3002.1亿元，三个季度激增373.6亿元，增幅14.2%，直接打破了资本与风险资产的原有平衡。

生息资产的“跳跃式”扩张是风险加权资产上涨的直接诱因。2022-2024年，厦门银行生息资产增速从7.2%降至4.87%，扩张势头持续收敛；而2024年末至2025年三季度末，生息资产从3539.6亿元增至4351.5亿元，增加811.9亿元，增幅高达22.9%，这一规模膨胀直接推高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基数。

在生息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22-2024年，厦门银行贷款总额基本“原地踏步”，从2003.9亿元微增至2054.6亿元，两年仅增50亿元；支撑资产扩张的核心引擎是金融投资，规模从1001.7亿元增至1455.9亿元，增幅超45%。

但2025年前三季度，贷款总额增至2345.2亿元，前三季度增长近300亿元，同业资产也从320.6亿元增至410.5亿元，增加近90亿元；反观金融投资，仅从1455.9亿元微涨至1473亿元，增幅不足1.2%，占比从年初48%降至43%。

这一转向既背离自身过往路径，也与行业趋势“不合拍”。2025年前三季度，银行业普遍“以投补贷”，通过金融投资对冲息差压力，而厦门银行反其道而行之，放弃“轻扩张”的金融投资模式，转向实体信贷与同业业务的“重资产”路线。

具体到行业投放，其转向特征更为鲜明。2025年中报显示，厦门银行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从2024年末的226.6亿元增至306.9亿元，半年增幅达35.4%，远超制造业（11.4%）、批发零售业（8.5%）的增速，成为信贷扩张最激进的领域。

该行业核心贷款多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租赁、政务服务外包配套融资等政信类项目，以地方财政信用为隐性背书，不仅风险暴露周期长，短期不良压力也相对较低。

与此同时，2025年中报数据显示，该行保证贷款规模从2024年末的389.1亿元增至517.7亿元，增幅33.1%。而政信项目本身就是保证贷款的典型应用场景，多由地方国资平台或政府背景主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这种“政信+保证”的组合，本质上是在快速扩大信贷规模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资产质量的短期波动。

但从资本管理的底层逻辑来看，这一战略转向也带来了直接的资本压力。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信用贷款、保证贷款的风险加权系数通常为100%（弱资质主体系数更高），而抵押贷款系数多在50%-75%，国债等低风险资产更是零权重。

2025年中报中，厦门银行信用贷款与保证贷款合计增长超177亿元，按100%系数测算，仅这两类新增贷款就直接增加超177亿元风险加权资产；若换成抵押贷款，同等规模下新增风险加权资产仅为88.5亿-132.8亿元。

高风险权重资产的集中扩容，正是厦门银行资本充足率骤降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系列资产投向与业务结构的战略转向，恰好与2025年初的管理层更替形成了时间上的契合。

2025年1月底，厦门银行原董事长姚志萍因组织人事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随后，该行通过董事会审议，选举兴业银行老将洪枇杷为新任董事长，其任职资格于同年4月正式获得监管核准，新掌门人的到位或许是厦门银行风格转向的关键因素。

不过后续这套聚焦实体信贷的发展模式，能否通过稳定的业务收益弥补资本消耗，或是通过拓展多元再融资渠道缓解资本压力，以平衡业务扩张与资本充足水平的关系，仍需市场持续观察。

不良认定加码，甩掉前任“包袱”

值得注意的是，新管理层的战略调整不仅体现在业务结构上，在资产质量治理层面也推行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

2025年部分资产质量指标的小幅波动，可能并非资产状况实质性恶化，而是其主动处置前任遗留风险、收紧风险认定的结果——通过直面历史包袱、主动“挤水分”，让财务报表更真实反映资产实况，为后续业务轻装上阵扫清障碍。

从表面数据看，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微升至0.80%，拨备覆盖率骤降至304.39%，这实则是认定标准调整的直接后果。

2023-2024年，厦门银行风险认定相对宽松，“不良贷款/逾期90天以上贷款”比例常年维持在105%左右，紧贴监管底线，部分应划不良的贷款暂归关注类，靠高拨备粉饰报表；而2025年中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升至121.93%，“不良贷款/逾期贷款”比例也从50.55%升至58.02%，意味着更多逾期不足90天但显风险的贷款被纳入不良，认定标准显著收紧。

可见，拨备覆盖率下降并非抗风险能力减弱，不良率上升也非新增风险骤增，核心是新旧管理层风险认定标准的差异，叠加新任团队对历史遗留风险的主动核销处置。

短期指标看似“承压”，实则是通过做实不良、甩掉历史包袱，让资产质量更贴近真实水平，为后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