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苏钢集团”）持有的2.23亿股广发银行股权，将正式被推上司法拍卖台。

该笔股权评估总价达9.8亿元，对应单价4.4元/股；而此次起拍价定为7.8亿元，折合每股仅3.5元，不足广发银行2025年上半年每股净资产11.6元的三分之一。

这场较评估价折价约20%的巨额资产处置，背后是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交银信托”）为追索一笔逾期超六年的债权，历时八年诉讼与执行的收官之举。

8年之困：15亿信托款“三折”清算

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起源于2017年9月，彼时正值信托行业规模扩张的黄金期。

交银信托与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下称“方正信息”）、苏钢集团签署信托计划借款合同，约定向方正信息发放不超过15亿元的信托贷款，用于企业经营周转。为保障这笔巨额债权的安全，苏钢集团以其持有的2.23亿股广发银行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在当时的金融环境下，广发银行股权被视为成色极佳的优质资产，而苏钢集团更是广发银行的“元老级”股东——2005年其持股比例曾高达9.31%，位列第三大股东，历经多次增资扩股及派驻监事后，长期被作为主要股东对待。

根据合同约定，交银信托分三笔完成资金投放：2017年9月发放8亿元，11月分两次发放2亿元与5亿元。

初期履约看似顺利，首笔8亿元贷款如约归还，但局势在两年后急转直下。

2019年11月，剩余合计7亿元的贷款本息到期时，方正信息已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未能按期偿付，苏钢集团也未履行担保责任。

至此，这个信托项目正式宣告违约，交银信托开启了长达8年的债权清收“长征”。

交银信托的法律反击启动得并不算晚。2019年1月，其已在湖北武汉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相关方名下7.1亿元等值财产，武汉中院随即锁定并冻结了苏钢集团持有的广发银行股权。但资产处置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更为曲折，核心变数来自方正集团的破产重整。

2020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方正集团及下属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受此影响，该案于同年9月由武汉移送至北京处理。

尽管2021年北京一中院作出（2021）京01民初457号民事判决，明确支持交银信托的诉求，但直至2024年，这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才由北京一中院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法院委托广州嘉泰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苏钢集团持有的这笔广发银行股权开展价值鉴定。

评估结果显示，该笔股权的评估单价为4.4元/股，对应总估值达9.8亿元。这一价格已显著低于广发银行2025年上半年11.6元的每股净资产。

在评估工作完成后，漫长的筹备流程稳步推进，直至2025年末这笔股权才最终挂网进入司法拍卖环节，起拍价在评估价基础上进一步下调20%，定为7.8亿元，折合每股仅3.5元，相当于广发银行同期每股净资产的30.2%。

这样高的折价幅度，一方面反映出非上市银行大额股权本身存在的流动性折价，凸显市场对这类资产变现难度的审慎预期；另一方面也与该标的极高的交易门槛直接相关——其竞拍保证金高达1.5亿元，旨在筛选出具备雄厚资金实力的潜在投资者。

豪门失色：业绩探底与连环踩雷

作为这笔“旧债”的债权人，交银信托在国内信托业中拥有无可比拟的“豪门”背景，其前身为成立于1981年的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7年经国务院特批，由交通银行实施战略重组并控股，成为国内首批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直接控股的信托公司之一。

重组后，依托母行庞大的网点资源和品牌信誉，交银信托展现出惊人的增长爆发力：注册资本从12亿元一路增资至57.7亿元，由交通银行持股85%、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持股15%；截至2024年末，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到6790.4亿元，在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等领域形成了显著特色。

然而，在稳健发展的表象之下，交银信托的合规短板日益凸显，多次在监管红线上“跌跤”。

201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其处以29万元罚款，理由是“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和企业信贷信息”。

更沉重的打击来自2024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对其开出120万元罚单，列举的违法违规事实囊括公司的经营软肋：违规对风险项目进行刚性兑付、贷后管理不尽职导致信托贷款违规流入禁止性领域、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且数据漏报错报。

尤其是“违规刚兑”的定性，揭示了这家信托巨头在处理不良资产时，仍存在变相通过“抽屉协议”兜底的历史积弊。

这些处罚不仅暴露了其内部管控的疏漏，也侧面印证了信托公司面对方正系这类大型复杂项目违约时，陷入“刚性兑付”与“风险隔离”两难境地的行业共性难题。

近年，交银信托正处于业绩下滑后的修复期与风险项目的集中出清期，经营压力不容忽视。

合并口径数据显示，公司的营业收入已陷入实质性的“四连降”通道：从2020年的22.7亿元逐年下滑，至2024年仅为14亿元；2024年的营收降幅高达17.4%，且呈现出逐年扩大的态势，反映出传统业务规模收缩带来的巨大压力。

深入分析营收结构不难发现，作为信托公司“灵魂”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正在剧烈萎缩。交银信托该项收入已从2021年的12.6亿元腰斩至2024年的6.7亿元，降幅接近47%。这表明在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交银信托传统的通道业务和融资类业务受到严重挤压。

与此同时，利息净收入也从2022年4.8亿元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的3.2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2024年公司实现净利润7.9亿元，同比微增2.7%，但这并非源于业务基本面的回暖，而更多是依靠“成本压缩”带来的会计效果。

2024年交银信托的营业成本从上年的6.5亿元大幅压降至3.7亿元，尤其是信用减值损失从2.8亿元骤降至0.3亿元。

这种通过大幅减少拨备计提来平滑利润的做法，虽在短期内维系了账面盈利的稳定，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其盈利成色的脆弱性。

业绩承压的同时，多个底层资产涉及地产的项目频繁“踩雷”，进一步加剧了经营困局。

2024年12月6日，*ST金科（000656）的一则公告将交银信托的一笔旧账推向台前：双方就一笔高达6.39亿元的债权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根据协议，金科地产旗下的绍兴金翎置业将作为共同债务人，就这笔债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和解期限被拉长到了3年。

尽管金科方面宣称此举符合“金融十六条”的融资合理展期政策，但在实际业务层面，这更像是交银信托在债权清收无望下的无奈妥协。

该项目底层资产主要涉及位于武汉的住宅项目，因去化压力大、资金回笼迟缓，信托资金的收回早已陷入僵局。

金科股份的亏损态势持续承压：2023年巨亏84.3亿元，2024年亏损规模进一步扩大至319.7亿元，即便到了2025年前三季度，其亏损局面仍未扭转，依旧录得107.8亿元的巨额亏损。

在此背景下，这场为期三年的展期方案，能否真正兑现回款、换来真金白银，依旧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与金科的纠缠，交银信托与远洋资本之间涉及1.9亿元信托借款的诉讼纠纷同样棘手。

该项目的底层资产为商业地产，由江西济泽置业作为发行方，并出具了相关的流动性支持文件。

然而，济泽置业早在2022年就已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远洋资本随后也公告相关信托借款违约，此前承诺的流动性支持文件最终未能兑现。

在这起案件中，交银信托的贷后管理被指存在明显的“粗放”痕迹，未能及时针对合作方的经营恶化发出预警并采取保全措施，从而导致小额债权也陷入了漫长的诉讼博弈。

在交银信托众多的存量风险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嘉廷33号”（JT33号）信托计划。

该计划总规模不超过15亿元，通过受让广州华侨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42.4%的股权，最终投向广州市增城区郑田住宅项目的开发建设。

2025年3月9日，该信托计划到期后未能如期兑付，正式进入延期阶段，随即引发了大规模投资者的不满。

这批自然人投资者几乎清一色为交通银行的私行客户。据投资人反映，交通银行在代销过程中存在“保本保息”的心理暗示以及“销售适当性”违规等问题，许多稳健型投资者在理财经理的“指导”下才完成了原本无法通过的风险测评。

面对投资者的强烈质疑，交银信托于2025年5月20日发布了受益人大会会议通知，提出了一份折中的即期变现方案。

该方案建议授权受托人以不低于0.95元/份的价格将信托财产变现。这意味着，投资者在放弃约定收益（6.2%）的前提下，按本金“95折”的价格赔本退出。

由于广州增城区商品房销售金额大幅下跌，标的股权已显著贬值，且华侨城方面作为股权合作方并无回购义务，这一“95折本金兑付”的方案被行业视为当前地产下行周期下，银行系信托利用母行协调能力所能争取到的上限。

即便如此，这一方案的落地仍令交银信托长期积累的稳健口碑遭遇了不小的信用考验。

铁腕换帅：保全专家领衔的“清障攻坚”

面对历史积债与转型压力，交银信托在2025年开启了密集的高层更迭——在信托行业步入风险化解深水区的当下，急需一位铁腕人物清理历史积弊，推动公司重回增长轨道。

2025年3月，原交通银行厦门分行行长张文调任交银信托党委书记，并于6月正式获批担任董事长；更具信号意义的人事变动发生在12月：曾任交通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具备深厚不良资产处置背景的“清收专家”余桑出任公司总裁。

新管理层上任后迅速释放攻坚信号。在2025年12月召开的“开门红”启动会上，张文董事长强调要“坚守信义为本”，要求中层干部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余桑总裁则直接下达“统筹协调、精准施策”的指令，要求细化工作举措，明晰任务路径图。

对于交银信托而言，2026年1月的这场拍卖不仅是逾7亿元债权能否回收的关键一战，更是新班子履新后的首场“硬仗”。

如果这笔8年旧债能借此实现回收，不仅能极大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更能为家族信托、养老信托等本源业务的转型腾出更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