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的发布，正式终结了长达11个月的悬念，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纪委关于李民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

至此，这位曾执掌华夏银行（600015）近8年的“老帅”，其职业生涯以最惨淡的方式落幕。

从年初那场疑点重重的“突发式辞职”，到年中政协席位的接连剥离，再到年末全会公报的最终定性，李民吉的谢幕轨迹，不仅是一位金融高官的个人沉沦，更折射出华夏银行在激进扩张、合规缺失与管理断层多重压力下的治理困局。

李民吉的“超期”人生与最后时刻

196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李民吉，手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硕士与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学术背景堪称亮眼。

自1988年踏入金融行业，他先后在上海证券、首创证券及北京国际信托等机构的关键高管岗位深耕历练，积累了深厚的行业资历。

2012年，李民吉出任北京市国资公司常务副总，次年便正式掌舵北京国际信托，还兼任中国信托业协会要职，在信托领域站稳了脚跟。

2017年3月，李民吉空降华夏银行担任董事长，由此开启了长达8年的掌舵生涯。

在他的任期内，华夏银行资产规模成功突破4万亿元大关，业务版图持续扩张；他个人也身兼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等显赫职务，事业与名望一度达到顶峰。

然而，这份表面的光鲜与稳固，在2024年底悄然出现了危险的裂痕。根据监管部门2019年发布的《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员工履职回避工作的指导意见》，银行关键人员轮岗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7年。

但2024年12月12日，华夏银行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李民吉再度当选董事长——此时距其2017年上任已近八年，任期实质性突破监管红线，成为股份制银行中“超期服役”的典型案例，也引发了市场对其合规意识的初步质疑。

进入2025年1月，李民吉的公开活动依旧密集且高调：15日，他以北京市政协委员身份出席座谈会，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建言献策；17日，他又现身华夏银行总行迎春活动，发表新春贺词后还挥毫泼墨写下“福”字为活动揭幕。

彼时，外界从这些公开亮相中，丝毫未察觉权力即将更迭的信号。

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迎春活动结束后不久，“李民吉被带走调查”的传闻便在金融圈悄然蔓延。

这场非正常的静默期持续至1月27日——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华夏银行在收盘后发布了一纸冰冷的公告，宣布李民吉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辞职自1月24日起生效。

这份“先离职、后公告”的时间差，加之公告中罕见缺失“感谢其重大贡献”等惯例表述，甚至未提及“先生”这一基本尊称，被敏锐的市场观察者精准捕捉为其“出事”的信号。

此后，针对李民吉资格的剥离逐步推进：3月26日，全国政协主席会议通过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6月，该决定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上正式追认。

与此同时，李民吉曾深耕多年的北京国际信托也爆发窝案，原董事长周瑞明、原总经理何晓峰相继落马。值得注意的是，李民吉掌舵华夏银行期间，曾被委派临时负责北京信托的管理工作，两者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旧账，最终在12月22日的北京市委全会上尘埃落定——他被正式定性为“严重违纪违法”，为这场跨越一年的权力沉浮画上了惨淡句号。

告别“李民吉时代”：华夏银行“深度大换血”

在李民吉深陷审查泥潭的同时，华夏银行正启动一场彻底的“血液置换”与治理架构重塑，一场自上而下的人事大洗牌在2025年伊始便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

1月，李民吉因个人原因正式交出权杖后，原北京银行行长杨书剑临危受命出任党委书记，并于5月获监管核准正式接任董事长，为这场变革奠定了核心基调。紧接着，治理层面的补位迅速推进：2月，来自首钢集团的邹立宾获核准出任副董事长，这一任命不仅填补了关键席位空缺，更标志着重要股东力量在公司治理中的深度回归。

治理层面的完善并未止步于此，决策与管理团队的核心拼图在全年持续补齐。

4月，曹卓获准出任独立董事，为董事会注入专业视角；同期，原董事会秘书宋继清于4月到龄退休，其岗位空缺由副行长杨伟接任——华夏银行聘任杨伟兼任董事会秘书，该任职资格于8月获监管核准，顺利完成了这一关键职能岗位的平稳过渡。

7月，王满平与罗巍宜的董事任职资格相继获批，让董事会决策力量更趋完整。

随着顶层治理框架逐步稳固，华夏银行开始向管理职能精细化发力。

10月，该行首次设立“首席运营官（COO）”这一关键岗位，由原首席风险官、兼具深厚“北银系”背景与风控经验的刘小莉担纲。

与此同时，首席财务官刘越、拟任首席风险官方宜以及副董事长方彦仲等一众核心高管密集落位，在前期调整的基础上，华夏银行正式组建起以杨书剑为掌门人、行长瞿纲为经营核心，副行长杨伟、刘瑞嘉、高波、韩建红、唐一鸣等构成的“一正五副”高管新方阵，全新管理团队正式成型。

这场贯穿全年的人事重构并未止步于顶层治理，而是持续向业务一线延伸。2025年下半年，总行投资银行部、普惠金融部、信息科技部等核心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也相继完成换帅。

减值计提“大放水”，挤出来的财务繁荣

人事洗牌的震荡并未能立即阻挡业绩的颓势。2025年10月发布的华夏银行三季报，撕开了这家股份行掩盖已久的“虚弱”里子。

数据显示，2025年1-9月，华夏银行实现营业收入648.8亿元，同比下降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82亿元，同比下降2.9%。

这已是该行连续第三个报告期交出营收与净利“双降”的答卷，这种持续的负增长在同类股份制银行中显得尤为突兀。

更令专业投资者警惕的是，华夏银行在三季度单季表现出的这种“分化”——单季营收为193.6亿元，环比大幅下滑29.2%；但净利润却达到了67.2亿元，同比增长8.7%。

这种背离的真相隐藏在拨备计提的数字游戏中。三季度单季，华夏银行信用减值损失仅为32.1亿元，环比锐减65.4%，同比也减少了36.5%。通过减少风险计提，华夏银行在财务报表上人为“释放”了约28.2亿元的利润。

然而，这种利润“粉饰”的代价是巨大的。截至2025年9月30日，华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降至149.33%，较二季末的156.85%大幅下滑。这是自2021年以来，该项指标首次跌破150%的心理红线。

在当前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普遍超过200%的背景下，华夏银行仅149.33%的数据意味着其抵御潜在不良贷款冲击的“安全垫”已经薄如纸张。

非息收入的崩塌则是另一个观察视角。长期以来，华夏银行在资产配置上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业务，特别是加大了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配置，规模一度攀升至5354亿元。

但在2025年的市场波动中，这种“过山车”式的依赖症彻底爆发。三季度单季，该行非息收入遭遇“腰斩”，同比降幅超过51%。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从去年同期的盈利直接转为巨亏43.2亿元，这种单一的、缺乏稳固支撑的盈利结构，在市场震荡面前显得极度脆弱。

此外，资产质量的隐忧亦不容忽视。虽然三季度末表面不良率为1.58%，但该行在采矿业、房地产业的不良率分别高达6.05%和3.77%。尤其是在京津冀和东北地区，贷款风险的集中度正在加剧。这种根深蒂固的资产痼疾，在拨备覆盖率跌破监管红线的大环境下，愈发显得如履薄冰。

三个月罚没超一亿，华夏银行买单“激进旧账”

在李民吉卸任与杨书剑接棒的管理更迭期，华夏银行在内控合规层面迎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与深度问责。一系列重磅罚单的接连落地，不仅揭示了该行在过往业务管理中存在的深层积弊，也成为摆在新任管理层面前一道紧迫且沉重的治理考题。

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给华夏银行的合规危机再添重磅一击——该行因账户管理、反洗钱、收单业务等十大类违规行为，被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5.5万元，并处1365.5万元罚款，罚没合计达1381万元，9名关键岗位责任人被追责，个人最高罚款13万元。

而这只是该行2025年密集罚单的冰山一角——此前的9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已对其开出8725万元的年内金融业最大罚单，直指贷款、票据、同业业务管理不审慎及监管数据报送失真等核心问题。

截至2025年12月中旬，华夏银行及旗下机构年内累计罚没金额突破1.2亿元，其中仅9月至11月三个月就被罚超1亿元，远超2024年全年处罚总额。

被罚主体从总行延伸至至少22家分支机构及华夏理财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分行、温州分行等多家机构因信贷违规、内控失效等问题接连领罚，华夏理财也因投资运作不规范、数据报送不合规被罚1200万元。

追责范围同步扩大，超50名相关责任人受到警告、罚款或禁业处罚，其中2人分别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7年和12年，涉及运营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信用卡中心等前中后台关键部门。

这种为扩张牺牲风控底线的经营逻辑，在2025年监管高压下全面清算，亿元级罚单的密集落地，成为该行合规体系失灵的最直接注脚。

2025年岁末，李民吉的“严重违纪违法”定性，为华夏银行一个混乱的时代划上了休止符。而留给新任掌门人杨书剑和行长瞿纲的，是一个资产规模虽巨、却内伤累累的摊子。

站在2025年的最后一周，华夏银行面临的考题极度严苛：如何在营收双位数下滑的情况下找回新的业务锚点？如何在拨备红线失守的背景下安全降杠杆？如何在千万级乃至亿级罚单的阴影下重建内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