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浙商银行（601916）发布提示性公告。

公告显示，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陈海强同志出任浙商银行党委书记，同时被提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

“四月三级跳”：深耕十年终掌舵

从2025年4月被提名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到4月10日当选行长，再到7月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直至11月获董事长提名，陈海强在短短四个月内完成“首席风险官—行长—董事长候选人”的身份转换。

这一提名离不开三十载金融生涯的积累与十年内部深耕的铺垫。

1974年出生的陈海强，拥有硕士学位和正高级经济师职称，1995年踏入金融行业后，始终扎根一线经营管理岗位。

他从工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基层起步，辗转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后又加盟招商银行任职。

2015年3月，陈海强加入浙商银行，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任职历程。

他从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做起，后调任杭州分行行长，凭借业绩表现逐步跻身总行核心管理层，历任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风险官等关键职务。

2025年成为陈海强职业发展的重要转折。4月2日，经中共浙江省委提名，他出任浙商银行党委副书记；仅8天后的4月10日，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正式聘任其为总行行长；经过近三个月监管审核，7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核准其行长任职资格，陈海强顺利履职，全面统筹该行日常经营管理。

而就在陈海强行长履职刚满6天的7月10日，浙商银行原董事长陆建强提交了辞职报告。

陆建强出生于1965年4月，2025年已年满60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此次辞职属于正常到龄退休。陆建强原定任期至2027年8月8日，此次辞职相当于提前两年多卸任，浙商银行在公告中对其任职期间的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认可。

为确保管理衔接顺畅，董事会一致同意由刚履职行长的陈海强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打破二十年惯例：管理层迭代转向“内生成长”

陈海强出任浙商银行董事长，不仅意味着这家扎根浙江的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即将迎来第五任掌舵者，更标志着其成立二十年来“政企跨界、外部调任”的董事长任职传统或将被打破——陈海强若顺利当选，将成为该行首位从内部体系成长起来的董事长。

时间回溯至2004年，浙商银行正式成立。从初创到规模扩张，浙商银行之前经历四任董事长，而这四任正式董事长均带着鲜明的浙江政企跨界背景。

第一任董事长蔡惠明作为初创核心领航人，此前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国信控股集团董事长，凭借深厚的政务资源与国企治理经验，为浙商银行搭建了早期治理框架，明确了“立足浙江、服务民营经济”的核心定位，让银行在起步阶段便找准了服务区域产业的方向。

第二任董事长张达洋曾任浙江省商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延续了服务区域产业的思路，重点推动银行在商贸金融、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探索，为后续特色金融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任董事长沈仁康是任职时间较长的一位，政务履历尤为扎实。这位浙江东阳籍管理者早年深耕丽水、衢州等地，历任青田县县长、丽水市副市长、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2014年8月正式执掌浙商银行后，推动了银行发展的关键跨越：2016年登陆H股，2019年回归A股，成功构建“A+H”两地上市资本补充机制；任期内资产规模从6699.6亿元增长至2.3万亿元，增幅超240%；提出的“风控、零售、金融科技为业绩三关键”理念，更将数字化转型提升至战略高度。

2022年1月，沈仁康因“工作安排需要”提前一年卸任，2023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第四任董事长陆建强带来了跨领域整合视野，履历横跨政府行政、证券业与银行业。早年曾任浙江省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他，2018年执掌财通证券期间推动公司资产规模从600亿元增至千亿元，2022年1月调任浙商银行党委书记，2023年8月正式出任董事长并于次年连任。任职期间，他提出“善本金融”理念，主导化解近2000亿元影子银行遗留不良资产，确立“深耕浙江、数字化改革、服务实体经济、风险防控”四大战略重点。

与前四任董事长的“外部调任”模式不同，陈海强的职业路径主要在浙商银行内部完成。他深度熟悉银行的业务布局、内部治理与企业文化，兼具分行一线实战经验与总行战略统筹能力。

从四任外部调任的“政企跨界”掌舵者，到首位内部成长起来的董事长候选人，浙商银行的管理层迭代，正从“外部引入”转向“内生成长”。

转型调整期的挑战：业绩与风险双重考验

快速交接班的背后，是浙商银行不容忽视的经营压力。2025年10月末披露的三季报显示，该行已连续三个季度营业收入同比负增长，归母净利润连续两季下滑，业绩曲线与行业转型阵痛、自身战略调整深度交织，盈利、合规与资产质量的多重考验，构成了陈海强即将面对的现实局面。

三季报核心数据直观反映了短期压力——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89.3亿元，同比下降6.8%；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116.7亿元，同比下滑9.6%。

但就单季度而言，该行营业收入连续第三个季度同比负增长，归母净利润自二季度起持续下滑，且净利润降幅高于营收降幅。

对于这一表现，浙商银行行长助理侯波在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明确表示：“当前业绩表现符合年初既定的‘巩固成果、夯实基础、优化结构’经营思路，也符合当前形势下我行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预算目标。”

浙商银行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末，该行资产质量与资金结构呈现战略调整特征，不良贷款率1.36%较上年末微降0.02个百分点，但拨备覆盖率159.56%较年初下降19.11个百分点。从行业维度对比，这两项核心指标均处于行业中等偏下水平——1.36%的不良贷款率高于商业银行三季度末1.18%的平均水平，159.56%的拨备覆盖率也显著低于行业211.19%的均值，反映出该行资产质量与风险抵御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针对拨备覆盖率的下滑，浙商银行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潘华枫在投资者互动中作出解释，称主要源于今年以来持续加大的风险处置力度：“前三季度我行共处置398.84亿元风险资产，同时新计提减值192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约40%，仍保持了较大的风险对冲力度。”

业绩波动的背后，是行业环境与自身转型的双重压力。谈及业绩影响因素，行长助理侯波直言，“净息差仍然处在下行通道，前三季度我行净息差1.67%，同比下降13个基点，利息净收入344.4亿元，同比下降3.2%”，尽管该行称净息差降幅较去年全年收敛，但也承认“当前经济形势仍处于弱复苏状态，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且面临着内外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预计短期内银行业净息差仍将承压”，净息差的长期下行压力成为制约营收增长的核心因素。非息收入方面，同样面临显著下滑，“受多重外部因素扰动，债市收益率震荡上行，与去年前三季度呈相反态势，我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44.9亿元，同比下降14.3%，对营收造成一定冲击”，其中手续费净收入“受承诺及担保类、承销及咨询类业务收缩等因素影响，阶段性承压”，其他非息收入也“受今年债市收益率震荡上行影响有所下降”，两大非息收入支柱同时乏力，进一步加剧营收压力。

业务层面，信贷需求疲弱的问题尤为突出，侯波表示“今年以来，尤其是二季度和7月份，信贷需求疲弱。4-6月，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量3.14万亿，同比少增0.67万亿，7月份出现了20年以来的罕见负增长；8、9月份有所好转，但较上年同期仍明显少增”，浙商银行自身信贷投放也受此影响，“截至9月末，我行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1.9万亿，较年初增速2.11%”，且零售贷款“整体下降3.1%，其中互联网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下降”，业务规模与结构调整均面临阻力。

风险管控方面，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潘华枫指出，“房地产行业仍处在调整周期中……区域、企业、项目分化现象仍然存在”，同时“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还款能力仍然面临考验”。

除了盈利端压力，浙商银行在合规与风险管控领域的挑战同样突出。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该行及分支机构累计收到罚没金额超4760万元，合规风险集中暴露态势明显。

从罚单分布看，多区域分支机构“集体踩雷”：上海分行以1713万元的巨额罚单居首，涉及“内控制度不健全、信贷业务违规”等多项问题；深圳分行366万元罚单全部指向信贷业务违规；南京分行239.5万元罚单则涉及票据业务、反洗钱等领域。此外，广州、兰州、北京、温州等多地分行均因信贷违规、内控缺失、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收到罚单，违规领域覆盖信贷、票据、外汇、理财、反洗钱等多个业务条线，凸显内控管理的系统性薄弱。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陈海强在回应高质量发展问题时坦言，“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大环境里，未来面临的各类挑战和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多”，并强调浙商银行将“坚持长期主义，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迎难而上”，朝着“五好银行”“一流的商业银行”目标迈进。但这番雄心壮志的表态，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坚实的步伐”注定需要跨越更多现实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