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乱象丛生被多方整治的校园贷，在监管持续加码的高压态势下一度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但近期两起持牌金融机构违规向在校学生发放贷款的案例接连曝光，让这一沉寂许久的话题再度回到大众视野。

近日曝光的朱先生维权案，便是典型一例。据信网报道，11月12日下午，朱先生诉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违规向在校学生发放互联网贷款一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前达成和解——银行向朱先生退还其研究生在读期间贷款产生的利息2186.53元，朱先生随后同意撤诉。

据悉，此案是朱先生起诉多家涉事金融机构中首个进入开庭阶段的案件。

时间回溯至2021年9月，朱先生成为全日制研究生后，因生活所需，于当年11月至2022年7月间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先后4次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借款，累计金额18500元。直到近期在朋友提醒下，朱先生才得知金融机构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属违规行为，遂多次与银行沟通退息事宜，却被银行以“无退息政策”“已签署非学生承诺”为由拒绝。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朱先生收集了借款合同、学籍证明、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为确保维权效果，他不仅深入钻研相关法条、参考类似判例、仔细核对证据，还借助AI模拟法庭工具，模拟法官问询、对方律师抗辩等场景演练答辩话术，做足了庭审准备。

11月12日14时30分的预定开庭时间前，朱先生提前抵达法院，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代理人到场后，双方于法庭外展开协商，最终就退息事宜达成一致。

朱先生表示，维权并非为几千元利息，而是希望推动金融机构重视监管要求、规范放贷流程，避免其他学生遭遇类似情况。目前，他针对其他借款平台的违规放贷行为提起的诉讼，相关案件仍在处理中。

无独有偶，近期，另一起国有控股持牌金融机构的违规放贷事件，同样折射出校园贷问题的死灰复燃迹象。

据《消费日报》报道，2025年6月7日，在读大学生李某通过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获得2.5万元贷款，而该笔贷款的年利率高达17.99%，期限为3年。

李某家人察觉后当即提出异议，认为李某作为在校学生无稳定还款能力，车行与金融机构协同放贷属违规行为，随即要求退车还款，却因协商无果引发纠纷。

为避免影响孩子征信，李某母亲最终在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代为偿还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共计25719元，才从长安汽车金融拿回车辆抵押登记证，但家人对这一处理结果并不满意。

据李某母亲反映，长安汽车金融销售人员明知李某是在校大学生，仍协助其办理了贷款手续，暴露出该机构风控审核的明显漏洞。

公开资料显示，长安汽车金融并非小型机构，而是经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股东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西部地区首家汽车金融牌照，累计投放信贷近5200亿元，服务超420万消费者。

事实上，我国针对校园贷领域的监管从未松懈，早已形成系统性政策约束体系。

2017年，原银监会等三部门便联合叫停网贷机构大学生网贷业务；2020年，银保监会颁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互联网贷款遵循“小额、短期、风险可控”原则，严禁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并对在校生贷款设置准入门槛；2021年，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消费金融公司等全类型放贷机构；2024年，《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强化违规放贷问责机制，明确违规发放“不符合条件的个人贷款”将面临监管处罚；2025年，《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同样也直接明确禁止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在政策收紧的同时，法律层面也为违规放贷行为划定了明确红线。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贷款合同将被认定无效，即便借款人签署“非学生承诺”亦不具法律效力；贷款利率超过一年期LPR四倍（现行12.4%）的部分，同样不受法律保护。同时，银行若未履行贷款调查义务，将因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承担退息、整改等相应责任。

尽管政策与法律双重约束，违规放贷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暗藏多重深层原因。

部分金融机构过度依赖第三方助贷机构，导致学生身份核验机制形同虚设；一些机构对“在校学生”界定存在认知偏差，误将研究生排除在禁令范围之外；更有甚者受年轻客群市场利益驱动，在业绩导向下滋生违规冲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消费规模达8500亿元，这一庞大的市场潜力让部分机构甘愿铤而走险。

这些违规操作不仅触碰监管与法律底线，更对多方造成深远负面影响——对学生群体而言，他们易因过度借贷陷入债务危机，个人征信与学业发展双双受到威胁；对涉事金融机构来说，违规行为一旦曝光，将面临监管处罚与声誉受损的双重风险，长期来看得不偿失；而从整个金融市场秩序来看，此类行为也会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削弱监管政策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