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商行近日披露了2025年年报，总资产首次突破万亿，停在10182.3亿元，净利润70亿元。单看这几个数，这份成绩单相当能打。

不过，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并不等同于底子同样扎实。透过这些数字往里看，情况就复杂起来了。

传统信贷主业的盈利能力在减弱，盈利增长更多是靠投资来支撑；与此同时，资产减值的风险还在逐步释放，内部的费用管控也到了近年来少有的紧绷程度。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才能看到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成都农商行。

万亿背后，主业在退坡

资产破万亿当然是标志性的突破，但细看就会发现，驱动这艘大船前行的核心动力——传统信贷业务，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减弱的苗头。

2025年，成都农商行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0亿元，相较于2023年的173.3亿元与2024年的183.5亿元，维持了连年增长的态势。

然而，穿透这一表象，信贷主业的疲态已有所显现。拉长周期来看，该行总资产从2023年的8332.7亿元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9142.6亿元，并最终在2025年突破万亿大关。

但在生息资产规模持续两位数扩张的背景下，绝对收益却出现了背离：该行2025年的总利息收入并未随规模同步增长，反而从2024年的331.9亿元实际收缩至324.4亿元。

其“利息净收入”之所以还能录得158.17亿元的正向增长，主要得益于负债端的有力压降——全年利息支出被压缩了13.5亿元，从179.7亿元大幅降至166.2亿元。

换句话说，利息收入端增长乏力，就只能靠压缩利息支出来保住最后的净利息收入。再看净息差，从2023年的1.88%一路降到2024年的1.84%，再到2025年的1.71%，连续两年收窄。

这背后其实是宏观面的“资产荒”和持续的LPR下行，让银行的资产端定价空间变得越来越窄，传统存贷业务的结构性压力，已经很难用规模增长去完全对冲了。

与此同时，作为轻资本转型标尺的中间业务也面临收缩。2025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为4.7亿元，相较于其万亿资产规模而言占比较低。

更需留意的是，回溯历史数据，其手续费及佣金毛收入已连续三年明显萎缩——从2023年的8.8亿元降至2024年的7.3亿元，再进一步滑落至2025年的6.7亿元。

算下来，不过两年时间，中间业务的毛收入规模就缩水了将近四分之一。无论财富管理还是代理结算，这些核心中收板块，坦率地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明显的破局动作，反倒是存量市场的阵地也出现了一些松动。

真正撑住营收和利润增长的，其实是金融市场部门。财报显示，该行全年投资净收益高达27.6亿元，较2024年的19.6亿元出现了超过41%的增幅。

在庞大的资产结构中，金融投资净额高达3759.9亿元，占比接近四成，其中更有454.7亿元的资金流入了公募基金，86.8亿元投向了银行理财产品，而2024年其理财产品投资规模仅为53.5亿元。

这种资金配置向金融市场倾斜的态势，表明银行将大量资金布局在了金融同业市场，以寻求收益。

不过，金融市场投资从来与波动相伴。在兑现可观投资收益的同时，账面也承受了市价波动的压力。

2025年，该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从2024年的盈利5.1亿元转为净损失3.9亿元。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反映净资产浮亏的“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录得负6.6亿元，其中仅“债务工具公允价值变动”一项就损失了8.8亿元，而就在2024年，该债务工具项目还保持着5.5亿元的正向浮盈。

这种通过兑现部分浮盈资产来支撑当期利润，而将未实现亏损保留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操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利润压力，却也可能透支未来的盈利空间，并让底层资产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更需重视。

不良率稳住了，减值却在大幅上升

聊到银行的资产质量，外界最先盯住的，往往是不良贷款率。有意思的是，成都农商行在这个指标上，似乎总有自己的节奏——这些年宏观环境起起伏伏，它的不良率却没跟着波动，反而走出了一条稳稳下行的直线。

数据显示，其不良率从2022年的1.48%、2023年的1.20%稳步降至2024年的1.02%，并在2025年继续维持在1.02%。

不过，不良率这个数字，说到底只是一个结果。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藏在背后的另外两个动作——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力度，以及不良贷款的核销规模。

数据显示，该行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从2023年的46.7亿元攀升至2024年的50.9亿元，并在2025年进一步增至57.2亿元。

此外，仅2024年一年，该行就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发放贷款和垫款进行了14.4亿元的转销与核销。

一面是账面上稳定的不良率，一面是连年高企的减值计提和较大力度的核销，这种反差难免让外界对其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多打上几个问号。

更值得深究的细节，隐藏在减值损失的构成与庞大的表内投资中。在57.2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基数庞大的“债权投资”板块（2024年末余额为2308.5亿元）。

财报附注显示，2025年该行债权投资的信用减值损失录得15.3亿元，而就在2024年，这一科目还表现为净转回3.7亿元。

还需警惕的是，早在2023年，该行就已经对债权投资进行了36.1亿元的大额核销。一年之间出现近19亿元的负向波动，叠加历史上的巨额核销，恐怕已非普通的市场波动所能完全解释。

这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该行前些年大力拓展的非标资产、信托计划或信用债，在2025年集中出现了一些风险。过去藏在摊余成本计量下的账面压力，这一次捂不住了，集中释放出来，直接冲击了当期利润。

与巨额减值并存的，是该行持续处于较高水平的拨备覆盖率。

该指标从2022年的285.37%、2023年的354.37%攀升至2024年的435.55%，2025年更达到了450%左右。

远超监管下限的拨备，在提供风险缓冲的同时，也为利润调节留出了一定空间。

利润从何而来？成本端的答案

利息收入在降，投资端也有波动，信用减值又吃掉了大块利润，那最终70亿出头的净利润和8%的增长是怎么做到的？仔细看报表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功夫，其实下在了成本端。而在各项支出中，员工成本的变动，是无法绕开的一笔账。

翻到业务及管理费的附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这几年全行员工总数一直稳定在8500人上下，但薪酬总额却在持续收缩。2024年，员工成本总额41.7亿元，比2023年的42.6亿元已经少了一截，其中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从26.1亿元降到25.1亿元。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进一步压到了38.6亿元，单年再减超过3个亿。

资产破万亿了，业务更复杂了，风险处置的活儿也更重了，但落到员工手上的钱，反而变少了。

总量的收缩之外，内部的结构调整同样剧烈。辞退福利这一项，2024年还只有311.9万元，2025年直接飙升到4876.2万元，翻了十几倍。这说明2025年该行做了一轮力度不小的人员优化，用补偿金换结构调整。短期看，这是控制长期人力成本的一条路，但人均薪酬往下走，组织氛围里的微妙变化，也是绕不开的另一面。

与全行薪酬总量收缩形成对照的，是高管群体的薪酬兑现。财报细节显示，2024年，核心高管在领取50万元左右当期预发薪酬的同时，还获得了约30万元的往年薪酬清算差额。进入2025年，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高管层通过任期激励收入继续实现了较为可观的兑现：原董事长黄建军兑现任期激励72.18万元，副行长黄春拿到64.8万元，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尹华锋获得59.3万元。加上当期的基本薪酬，核心高管层在整体经营承压的环境下，年度现金收入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此外，薪酬追索扣回的数据也值得留意。2025年，该行执行了499.5万元的绩效薪酬追回，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年度的管理摩擦。这一追索动作，反映出此前部分业务风险在事后被追溯到相关责任人。

在追索扣回机制下，部分绩效薪酬被收回，而与此同时，高管层通过任期激励等形式实现了个人收入的锁定，收入结构上的这种差异，不免令人对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长期组织凝聚力产生更多思考。

在行业整体承压的环境下，资产能推上万亿台阶、净利润能守住正增长，这本身就不容易。

但数字也摆在那里：信贷主业在弱化，中收连年收缩；金融市场贡献了收益，也带来了浮亏；债权投资和整体信用减值的大幅上升，说明底层资产的压力还在释放。而净利润的增长，有一部分来自员工成本的显著压降和人员结构调整。

跨过万亿门槛之后，靠压降负债成本、金融市场操作和内部成本管控撑起的增长模式，能持续多久，需要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