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季度，可靠股份（301009）实现营收2.91亿元，同比微增近4%，但归母净利润仅188万元，同比下滑89.9%；扣非归母净利润更跌至21万元，同比缩水98.8%。

与这组数字同期发生的，是另一条时间线：董事会会议记录里，前任总经理、现任董事鲍佳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至少对10项议案投出反对票，独立董事景乃权在短短不到4个月内经历了“被解除职务”到“取消解除”再到“主动辞职”的完整循环。两条线索并行，但公司对外披露的重心，始终在后者。

一场离婚，如何演变成持续的董事会博弈

理解这场治理风波，需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年1月，可靠股份创始人金利伟重新接任总经理，其创业伴侣鲍佳随之卸任，仅保留董事席位。次月，双方公告离婚，并完成股权分割：金利伟将名下约7919万股（占总股本29.1%，彼时市值约6亿元）过户给鲍佳，自己保留约30%股份；双方共同持有的三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均等拆分。

这一安排在法律层面完成了财产切割，却在公司治理层面留下了一个结构性张力——两位持股比例均约为30%的自然人股东，虽为前配偶关系，但目前同时担任公司董事。并且从股权比例看，鲍佳并非可以被忽视的小股东，她的反对票具有实质意义。

鲍佳的反对意见覆盖面相当广：投资决策不够审慎、关联交易涉嫌违规且损害公司利益、私设高管架空董事会、董事长与董秘阻碍董事行使知情权。这些指控若属实，指向的是公司治理的根本性问题；若属误解或策略性动作，则同样消耗着公司的管理资源。从公开信息无法判断哪种解读更接近真相，但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争议在董事会层面反复出现，并未得到有效化解。

6月12日这次会议上，争议延续到了一份薪酬管理制度的表决。鲍佳认为，制度第十七条赋予董事会审批董事薪酬的权力，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董事薪酬由股东会决定”的规定。公司方面的回应是：第五条已明确薪酬方案由股东会决定，第十七条所述的“专项奖励或惩罚”属于补充性条款，且第十八条设有兜底条款，与上位法冲突时以上位法为准。

这个法律争议本身并不复杂，但它能够成为董事会公告中需要专门说明的内容，本身说明了一些问题。

景乃权的去与留，折射了什么

独立董事景乃权的经历，是这段时间可靠股份治理状态的一个缩影。

今年2月23日，公司公告称已审议通过解除景乃权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措辞严厉，直指其“丧失独立性”“未尽勤勉尽责义务”“缺乏职业操守”。这是相当罕见的表述——上市公司主动以如此明确的语言否定一位在任独立董事，需要承担相应的信息披露责任。

然而，仅仅一个半月后，4月16日，公司撤回了这一议案，并在公告中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景乃权“勤勉尽责，谨守职业操守”，“履职行为不构成相关法规应当予以解除职务的情形”。

同一位独立董事，同一家公司，在这么短时间内给出了两份截然相反的书面评价。公司对此没有提供公开的解释。

6月12日，景乃权以“个人原因”主动申请辞职。公司在公告中对其“深感歉意与遗憾”，称其“恪尽职守、始终符合独立董事独立性要求，未受任何不当影响”。这与2月份的定性形成了文字上的直接矛盾，而两份公告都出自同一家公司。

此前，公司内部曾将景乃权与鲍佳在若干议案上的立场趋同，描述为“高度默契与立场结盟”。这种描述本身就值得追问：独立董事与股东在某些议题上立场一致，究竟是独立性丧失的证据，还是恰好对同一事实作出了相同判断？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21万元的扣非利润，与这些争议之间有多远的距离

业绩数字和治理争议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公司所在的护理用品行业本身面临需求端压力，营收同比仍有4%的增长，说明市场份额并未大幅流失。利润端的急剧收缩，或许有原材料成本、汇率、销售费用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内部治理争议并不必然相关。

但有一个角度值得放在一起看：鲍佳的反对意见中，包含了对“投资不谨慎”和“违规关联交易对公司损害进一步扩大”的指控。如果这些指控有事实依据，那么它们直接指向的是资金使用效率和利润侵蚀问题——这与扣非净利润几乎归零之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如果这些指控属于误判，那么反复出现在公开文件中的这些表述，本身也在消耗公司的信用资产。

无论哪种情况，持有合计约六成股份的两位主要股东之间的持续对峙，都不是一个有利于管理层专注经营的治理环境。这不是道德判断，只是一个关于注意力分配的基本观察。

对于持有剩余约四成股份的其他股东而言，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在一个季度内接近归零，而董事会的公开记录里，争议焦点是薪酬制度的条款措辞、独立董事的去留，以及一位董事的知情权是否被阻碍。这两件事之间的距离，或许正是这家公司眼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