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近日报道，中信建投（601066）投行部门前债承销部总监房蓓蓓因在路劲（01098）境内债发行及后续“出货”过程中收取返费，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一审认定构成受贿罪、涉案金额逾540万元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与她一同遭到留置的，还有《财中社》在《如何量刑？中信建投前保代突击入股获利数百万》提到的杜鹏飞和温家明，但相比于这两人，房蓓蓓并非党员，涉案时的职级也最低，属于市场化招聘的一线业务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留置争议较大，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起诉，导致房蓓蓓获刑10年以上，令房蓓蓓本人及其亲友感到难以接受。

从余额包销到“自救”

时间回到2019年9月，老牌港资房企路劲旗下境内地产平台——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6年发行的“16路劲01”期限为“3+2”，到2019年回售窗口时，房地产调控已趋严厉，融资环境收紧，这导致发行人面临15亿元存量债券的回售压力。但凭借“借新还旧”，路劲仍较快拿到了新债发行批文。

作为老主顾，路劲再次委托中信建投作为独家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发行“19路劲01”。这意味着若市场认购不足，中信建投需自行购入剩余份额，确保发行成功，房蓓蓓时任中信建投债券承销部总监，被指定为项目负责人。

然而销售结果远低于预期，据知情人士透露，市场仅认购约3.5亿元，剩余11.5亿元面临发行失败风险，若中信建投依约包销，将会占用大量资本金；若发行失败，路劲将面临兑付危机。最终双方协商，中信建投免除了余额包销义务，仅收取已销售部分的承销费约380万元。

为保住公开市场融资渠道，路劲转向灰色操作——引入上海守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通道，以“代投代缴”方式，间接认购剩余11.5亿元，制造出“足额认购”的表象。这也正是监管部门后来明令禁止的“结构化发行”：发行人通过关联方或通道间接认购自身债券，营造虚假的足额认购表象，维系市场信心，这一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扭曲定价并误导其他投资者，也容易伴生利益输送、设租寻租，留下诸多后遗症。

隐秘的返费链条

在债券上市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通道持有的11.5亿元份额需要在二级市场转让变现，房蓓蓓在此期间扮演了关键角色——她帮助路劲联络资金中介，寻找接盘方。

司法材料显示，最初有资金方提出在票面利率7%基础上，额外收取年化4%、为期两年的“成本”，折合实际融资成本超过12%，被路劲拒绝。但债券挂牌后不久，因资金沉淀压力，路劲又急于出手，房蓓蓓再次联系资金中介，最终促成约7亿元的交易。

在这条交易背后藏匿着一条返费利益链：该资金中介在获取逾千万元利差后，将其中的约440万元私下分给房蓓蓓。此外，房蓓蓓还自行撮合了另一笔超1亿元的资金对接，从中再获约100万元返费，两笔合计超过540万元。

这类“返费”在彼时的债市并非孤例，在结构化发行模式中，为吸引资金方接盘，发行人或相关方常以财务顾问费、居间费乃至折价成交等方式，变相支付额外成本，它曾是中国债市高速发展期中一段难以回避的灰色记忆。

身份定性成焦点

2024年，审计署在对中信集团体系审计中发现问题线索，房蓓蓓涉案被查；同年10月，她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被留置，2025年4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争议迅速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房蓓蓓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这直接关系到罪名与刑期的天壤之别：若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认定，依据涉案金额，量刑可能在五年左右；若按“受贿罪”认定，则须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刑期往往在十年以上，而一审法院采纳了后者。

公诉机关指出，中信建投属于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房蓓蓓作为债券发行负责人，其行为涉及国有资产风险管理，属于“执行公务”，法院亦认为，根据中信建投职级管理办法，D级以上岗位聘任需经经营决策会议审批，符合形式要件。

但房蓓蓓及其辩护律师强调，她是通过市场化招聘入职的一线业务人员，并非党员，无行政级别，也未经党委任命，其主要职责是债券承揽与前期尽调，不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涉案返费发生在债券上市后的二级市场环节，此时公司已不承担包销责任，她的牵线行为属于个人资源介绍，不构成利用职务便利。

这样的争议与杜鹏飞被判决时如出一辙，当时杜鹏飞的律师认为：杜鹏飞在“实质控制财产性利益”时的总监（D）职级由中信建投执行委员会任命，并且保荐代表人提供的是市场化商业服务，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受委派从事公务”，也不直接监督管理国有资产。但法院认为对于杜鹏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判定具备形式要件，保荐代表人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经营、管理属性，因此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同时，杜鹏飞的职务履行对于公司IPO具有重要、实质作用，其获得“入股机会”属于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巨大股权利益，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

从这一角度可见，司法实践中对国有券商从业人员身份认定的趋严倾向，即便未造成直接国有资产损失，即便行为发生在二级市场环节，即便本人无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职权，仍可能因身处国有金融机构并参与相关业务流程，被赋予“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并承担更重刑责。

据悉，房蓓蓓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将如何权衡“金融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界限，不仅关乎个人命运，也可能为同类案件树立新的裁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