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方基金发布公告，担任公司董事长近15年的崔伟因工作调整离任，由总经理刘鸿鹏代任董事长职务。在公募基金行业，任职超过十年的董事长屈指可数，崔伟的离任，标志着一个以“规范”和“稳健”为核心的治理时代暂告段落。

接棒者刘鸿鹏的身份也值得关注：他不仅是这家千亿级券商系公募的“老市场总监”，更是过去十年公司规模扩张的主要操盘手。当“稳健派”董事长退场，一位以“追求规模”著称的总经理走向台前，东方基金接下来又将如何布局？

从业务层面来看，虽然东方基金过去十年在固收领域高歌猛进，规模突破千亿，但其在权益投资上却交出了一份难以令持有人满意的答卷——两位权益部门“一把手”管理的产品，累计亏损竟将超百亿元。

“铁三角”控股与员工持股平台

东方基金是一家典型的“券商系”公募，其股权结构多年来保持稳定。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末，东北证券（000686）以57.60%的持股比例稳居第一大股东，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股24.30%、8.10%。

这一股权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其2020年完成的一项关键改革——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彼时，为了应对公募行业人才流失的顽疾，东方基金引进了三大员工持股平台：海南汇智长行、海南汇远长行、海南汇聚长行，合计持股约10%，虽然比例不算很高，但对于一家国企背景浓厚的券商系公募而言，已是治理机制上的重大突破。

从历史数据看，这次股权激励来得并不早。2018年，东方基金全年亏损2330万元，直到2019年才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2680万元，在2020年上半年，为了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管理层通过股权将核心人才的利益与公司深度绑定。公开信息显示，这三大平台覆盖了包括前董事长崔伟、总经理刘鸿鹏、督察长李景岩及核心投研骨干在内的20多人。

在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落地时，三大平台合计认缴出资5435万元，随着公司管理规模从2019年末的161.77亿元增长至2025年末的1268.19亿元，公司净利润也得到了大幅改善，这意味着包括刘鸿鹏在内的持股核心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获得了可观的资本增值与分红收益。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架构通过“国资控股+核心团队持股”的双轮驱动，试图在合规稳健与市场化激励之间寻找平衡。 然而，治理结构的稳定，却并没有带来投资业绩的亮眼。

千亿规模“虚胖”与结构失衡

截至2025年末，东方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达1268.19亿元，跻身千亿俱乐部，但仔细看，这份看起来亮眼的成绩单却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

一方面，固收类产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债券型基金规模高达800.54亿元，占公募总规模的63.12%；货币基金171.98亿元，占比13.56%，两者合计占比接近80%。而在债券型基金中，“东方添益债券”和“东方臻宝纯债”两只产品规模分别达到205.39亿元和174.49亿元，合计达到了约380亿元的规模，堪称支撑东方基金千亿体量的“两根台柱子”。

其次，权益类产品不仅占比极低，且结构失衡。 混合型基金规模189.4亿元，占比不足15%；股票型基金更是仅有0.22亿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本就微薄的混合型基金规模，还高度依赖两只赛道型产品——“东方新能源汽车混合”和“东方人工智能主题混合”，两者合计占据混合型基金总规模的73%以上。

这意味着东方基金的管理费收入依赖于固收业务，而仅有的权益规模又被新能源和AI这两个高波动赛道“绑架”，而更直接的问题是，作为一家以“为持有人创造长期稳健回报”为使命的机构，东方基金的权益部门业绩却并不突出。

东方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李瑞曾是公司知名的“百亿基金经理”，2021年管理规模超过220亿元，当前管理规模92.46亿元，其代表产品为“东方新能源汽车混合”，虽然这一产品长期任职回报为115.54%，但主要利润来自于早年的规模扩张期，年报显示，2022年到2024年，这一产品分别亏损72.12亿元、56.95亿元和4.16亿元。另外，李瑞管理的基金中，除了东方新能源汽车混合之外，其余规模均不足1亿元。

另一位东方基金权益研究部总经理王然的成绩则更加惨淡，她管理的三只基金——东方新兴成长、东方城镇消费主题A、东方品质消费一年持有A，任职回报均为负值，分别为-29.88%、-34.85%、-65.28%。其中，东方品质消费A的净值目前已跌至0.35元，意味着投资者如果持有该产品至今，本金已亏损近六成。

也就是说，东方基金两位权益部门的“一把手”，合计为持有人造成了超百亿的亏损。

深耕15年的老兵迎挑战

回到人事变动，代任董事长的刘鸿鹏是一位在东方基金深耕15年的“老兵”。

资料显示，刘鸿鹏拥有二十余年金融从业经验，早期曾任职于新华证券、东北证券，熟悉券商业务。2011年，他与崔伟几乎同期加入东方基金，历任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副总经理，2016年起担任总经理至今。

如果说崔伟是定海神针，负责战略方向与合规风控，那么刘鸿鹏就是具体执行者，主抓业务拓展与市场运营。刘鸿鹏的市场派底色，体现在他对规模的追求上。在他担任总经理的近十年间，东方基金的非货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2019年的161.77亿元飙升至2025年末的1096.21亿元。他敏锐地抓住了机构资金对固收产品的配置需求，通过做大债券基金，将公司带入了千亿阵营。

与此同时，在刘鸿鹏执掌经营大权的这些年，东方基金的权益投研体系并未同步壮大。相反，随着总经理一职的长期稳固，公司的“固收依赖症”反而越来越重。刘鸿鹏深知，如果无法在权益投资上取得突破，东方基金的发展将受限。

可发展权益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权益投研人才正在流失，2025年12月，量化基金经理盛泽离任；2026年1月，副总经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杨贵宾离任。另一方面，现有的权益核心人员业绩不佳，手中的产品也处于亏损状态。

崔伟的离任，是东方基金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位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学者型董事长”，用了近15年时间，将一家濒临亏损的混乱公司带入了千亿阵营，功不可没。而对于接棒者刘鸿鹏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其能否在“管理层持股增值”与“持有人赚钱”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这不仅是东方基金的考题，也是整个公募行业在高质量发展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