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广州银行迎来了一轮密集的调整。2月，该行紧急启动新一轮增资扩股，随后又关停了旗下全部7家异地信用卡中心——补血与收缩同步推进，过去几年激进扩张的脚步被迫放缓。

将时间稍往前拨，转折的伏笔早已埋下。2025年1月，这家扎根华南的城商行撤回了长达16年的A股IPO申请。上市通道暂时关闭之后，资本补充的压力便再未远离。

这种压力，在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中有了直观的反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上年的9.10%降至7.81%，距离7.5%的监管红线仅有0.31个百分点的缓冲。

资本约束日益收紧，再看总资产9353.6亿元、同比增幅9.4%的账面增长，就不免需要多一层审视——在这层增长的表象之下，真正的造血能力、盈利结构与资产质量，是否还能支撑起原有的扩张逻辑？

沿着数据往下看，主业承压、非息腾挪、风险滞后暴露的图景逐渐清晰。规模驱动的模式已显疲态，未来的突围之路，恐怕并不轻松。

主业利润去哪儿了？

在总资产逼近万亿大关的账面扩张之下，广州银行的核心盈利能力却在悄然走弱。

2025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1.8亿元，同比增长16.9%。这份看似回暖的成绩单背后，税收红利与投资收益的双重贡献不可忽视。

全年125.7亿元的营业收入中，反映主业造血能力的营业利润仅为1.6亿元。

净利润之所以能够站上10亿台阶，一方面得益于高达-10.7亿元的所得税费用——这主要源于大量持有国债、地方政府债等免税资产带来的税收返还；另一方面，36.7亿元、同比大增43.3%的投资收益也在填补缺口。

若剥离这两项非核心因素的贡献，其作为信贷中介的真实盈利水平便显得较为单薄。

作为银行业务基本盘的净利息收入，在2025年遭遇了明显下滑。全年净利息收入为83.5亿元，同比减少13.1亿元，降幅达13.6%。

资产端呈现出典型的"量增价跌"格局：尽管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实现了5.4%的增长，达到4869.8亿元，但实际获取的贷款利息收入却同比减少了27.6亿元，降幅13.6%。

这说明在宏观利率下行和"资产荒"的背景下，银行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以价换量"策略，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下行了65个基点至3.26%。

而负债端付息率的下降则相对滞后，仅下降32个基点至2.11%，使得净息差进一步收窄0.30个百分点至1.05%的低位。

资金运用效率的走低，最终反映在偏弱的资产回报水平上：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为0.1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为1.85%。

在信贷结构上，广州银行呈现出对公业务集中度上升与零售业务整体收缩的态势。

在贷款总额增长的背景下，收益相对较高的零售贷款逆势下降3%，余额减少逾46亿元；而公司贷款（不含贴现）则同比增加695亿元，增幅33.1%，达到2792.9亿元。

银行进一步向国企和政信类项目倾斜，仅"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单一行业的贷款余额就达942.6亿元，占比19.4%。

此外，中间业务也未能形成有效补充，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27.8%至7.2亿元；其中作为传统支柱的银行卡手续费收入下降19.49%至7.9亿元，代理业务手续费亦下降15.5%，从侧面反映出零售客群活跃度的退潮。

投资收益的账本背面

当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贡献趋弱时，金融市场业务在报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2025年，该行金融投资规模扩大至3414.1亿元，同比增加逾416亿元，增幅13.9%。

在全行营业收入同比下降8.9%的背景下，投资收益逆势增至36.7亿元，同比多增11.1亿元，增幅43.3%，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升至29.2%。

这一变化看似印证了金融市场业务的贡献，实则反映出银行在通过兑现资产收益来对冲传统业务的下行压力。

不过，这一策略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估值波动风险。在资产分类上，广州银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需要按市值计价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规模从上年末的765.9亿元压降至637.6亿元，减少近128亿元，占比从25.6%降至18.7%。

而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则从1009.4亿元大幅增至1548.4亿元，增加539亿元，占比升至45.4%。

将更多资产归入无需确认公允价值波动的科目，固然有助于降低利润表的短期波动，但也相应牺牲了资产的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市场风险的即时反映。

然而，风险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其他形式在报表中显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上一年的盈利4.8亿元转为亏损2.2亿元，变动幅度达145.8%。

更值得关注的是，反映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损益出现了明显变化——该指标从上年末的21.4亿元骤降至-1.9亿元，缩水逾23亿元。

这说明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逾1228亿元"其他债权投资"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未确认浮亏，真实的资本净值已受到影响。

此外，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的传导也开始有所体现：2025年，金融投资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达2.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623万元增长303.2%。

从结构看，新增计提主要集中在规模快速扩大的"债权投资"科目，本期净计提达2.3亿元。在追求收益以弥补息差收窄的过程中，底层资产的信用资质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不良“双降”，水分挤干净了吗？

在资产质量方面，广州银行2025年报披露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微降至84.2亿元，不良率降至1.73%。

不过，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较大力度的拨备消耗。

数据显示，2025年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中，核销金额达42.8亿元，其他转出达41亿元，合计处置了83.8亿元的不良资产。

单年处置的不良规模，已与年末账面不良余额基本相当。经过这样一轮集中出清，拨备覆盖率仅维持在164.68%，应对后续潜在信用风险的缓冲空间有所收窄。

比账面不良更值得关注的，是逾期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共同构成的潜在风险敞口。

截至2025年末，逾期贷款总额达216.6亿元，为同期账面不良贷款余额的2.6倍；其中逾期90天以内的新增违约资产即达149亿元，预示着资产质量面临较强的下迁压力。

与此同时，关注类贷款余额达232.3亿元，占比4.77%，这一常被视为不良“蓄水池”的科目仍居高位。将关注类与不良类合并计算，广义问题资产总额已接近316.4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6.5%。

风险积聚的同时，年报在部分关键指标的披露上仍较为有限。

作为衡量“借新还旧”“展期”等情况的重要参考，重组贷款的具体金额与占比未作单独列示。结合超过216亿元的逾期贷款规模，这一信息披露上的留白，使得外界较难全面评估通过续贷、展期等方式将问题贷款维持在正常或关注类科目中的潜在体量。

此外，财报中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留意。该行“其他资产”科目下的预付款项高达36.5亿元，且这一数字与上一年度完全一致，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预付款项多为过渡性科目，涉及租金、设备采购、服务费等，伴随机构的持续运转，通常会产生相应的新增、结转或摊销。

一笔超过36亿元的款项，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纹丝不动，确实显得不太寻常。在实务中，长期停滞的大额预付款，有时源于资金被实际占用后未及时进行账务处理，有时则可能关联到问题资产的过渡性安排，真实性质需要更多信息披露才能判断。

但这样一笔静止的巨款，至少折射出其资产端某些科目的流动性可能不如账面所示那般通畅。在不良“双降”的数据之下，是否还压着尚未完全暴露的隐性包袱，同样需要持续观察。

资产质量的压力在零售端表现得尤为突出。全行贷款总额增长5.4%的同时，零售贷款逆势收缩3%至1524.8亿元。

其中，信用卡业务从曾经的扩表利器变为需要重点化解的风险领域。2026年初，广州银行密集注销了位于佛山、东莞、深圳等地的全部7家信用卡异地分中心，全面收紧业务布局。

其信用卡贷款余额从2022年1015.1亿元的高点持续回落，至2024年末已降至704.4亿元，两年间缩减逾300亿元。

与规模收缩相伴的是不良率的攀升——从2021年的1.79%升至2023年末的4.88%。

面对资产保全压力，该行除大规模委托近70家外部机构开展全国性清收外，还在15个重点区域公开招募清收律所且“不设上限”，零售信贷风险化解的紧迫感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2026年初密集关停全部7家信用卡异地分中心的动作，既是断臂求生，也是一种无奈的表态。

收缩的姿态已经摆出来了。但真正考验还在后面：不良出清的高峰尚未完全过去，负债成本依然偏高，而对体制内项目与免税效应的长期倚重，也让盈利结构的调整多了一层惯性阻力。

三重压力相互缠绕——资本缓冲收窄、主业造血不足、问题资产积压——意味着“以规模换时间”的老路越来越难走通。

收缩是自救，转身才是关键。对这家华南老牌城商行而言，接下来的课题，不只是补资本，更是如何在增长模式上完成一次迟到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