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信息，让一起持续数年的保险业内部诈骗案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处罚决定显示，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因“欺骗投保人”被罚款28万元，而案件的核心当事人闻伟（曾用名闻某）则被禁止终身进入保险业。

“自己人”的四年骗局

人保健康与人保财险同属人保集团旗下，两家子公司在基层长期保持着高频的跨板块业务往来。1993年出生的闻伟，2016年入职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后，一直担任对接人保财险天津市蓟州区支公司的“互动业务专员”。在蓟州支公司的企业微信名录里，闻伟的职务和信息常年可见，加上频繁的业务对接，他几乎被财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当成了“半个同事”。正是这种身份上的重叠，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兄弟公司同事们的深度信任。从集团内部的运行机制来看，闻伟之所以能把诈骗之手伸向朝夕相处的同僚，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天然的业务交叉以及由此催生的身份认同模糊。

在这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下，闻伟从2019年起开始实施他的骗局。行骗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完全虚构产品，定向诱骗同僚。2019年，他编造了一款名叫“贴心管家健康保险”的虚假险种，以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的名义，向被害人于某军骗取保费21万余元；2020年至2023年间，他又以同样的手法骗取了古某东5万余元。在整个过程中，闻伟始终以“内部流程简化”为由，只出具自己制作的非正规保险凭证，从来不给正式保单或合同。与此同时，他还会定期返还一些小额“利息”和转账“佣金”，制造产品正常运转的假象，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拖延骗局暴露的时间。

第二阶段从2021年开始，他把目光转向了公司早已停售的产品，并且很精准地利用了过往的合规漏洞。2021年至2023年初，闻伟重新包装了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早在2017年就已停售的“安康无忧团体护理保险”，将其兜售给另外5名被害人。这款停售多年的险种之所以还能蒙蔽投保人，关键在于它历史上实际销售流程中的规范本身就严重缺失。根据监管部门后来出具的信访答复书，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在“安康无忧团体护理保险”的历史销售中，长期存在《保险凭证》未载明保险责任范围和被保险人权利、未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无法提供被保险人同意为其投保团体保险的有效证明等违规行为。闻伟直接套用了这些不规范的操作习惯，让被害人在只收到要素不全的凭证、从未见到正式合同的情况下，没有产生任何警惕。这便成了正规风控之外的一块盲区。

在业务对接、私人交情和“帮同事冲业绩”心理的层层包裹下，同事之间的信任逐渐被扭曲利用。截至2023年1月16日，闻伟因私刻公章被公安机关立案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之前，案件的第一阶段已累计导致7名被害人受骗，其中4人是人保财险蓟州支公司的内部员工。而随着后续在取保期间诈骗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全案受害人数最终上升至19人，其中多达12人为人保财险蓟州支公司的正式员工，涉案总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停职之后，骗局反而升级

然而，这起案件真正让人唏嘘的转折，发生在闻伟被取保候审之后。

2022年8月，被害人高某霞在支付了16万元保费后，发现保险凭证上的“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印章不太对劲，随即向警方报案。同年11月，闻伟退还了这笔钱，也上交了私刻的印章，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2023年1月16日，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

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这边，其实也在内部启动了风险处置，但动作几乎只停留在系统内部，没能有效阻断外部的风险。监管调查文件显示，2022年10月26日，分公司决定当天通知闻伟停职，要求他配合调查；11月5日，又在核心业务系统中对闻伟的工号做了“离职登记”，想以此切断他继续开展业务的可能。问题是，停职、系统除名以及涉及刑事犯罪这些关键信息，公司始终没有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向合作最紧密的人保财险天津市分公司等关联机构做过通报，也没有对合作单位的人员进行任何风险提示。这一信息通报上的缺口，直接给闻伟留下了长达半年的行骗空档。

取保候审期间，处在监管真空地带的闻伟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2023年2月，取保刚过一个月，他就把目标转向了同村熟人苏某成、胡某军夫妇，以保险公司“开门红大额存款”比银行利息高为诱饵，骗走两人保费10万余元。上一枚私刻的印章已被公安机关收缴，为了继续出具凭证，他又重新伪造了一枚新的“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公章。更叫人无奈的是，由于合作单位那边始终没有接到正式通报，直到2023年7月11日——也就是闻伟被正式刑事拘留的前一天——他的名字和职务还挂在人保财险蓟州支公司的企业微信名录里。闻伟正是攥着这个一直没被切断的“互动业务专员”身份，以帮忙冲业绩、完成任务为由，再加一点转账“佣金”做甜头，连续骗了12名受害者，其中8人是人保财险蓟州支公司的正式员工。仅刘某征一个人，单笔被骗金额就高达153万余元。

这段“真空期”暴露出的内控问题，在后续监管部门的通报里被一一点明。2023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对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发出《金融监管警示书》，直指其在闻伟案件处置中的几项硬伤：风险排查极不规范——公司称在2022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期间，对闻伟既往销售的402件保单、206名客户进行了电话回访排查，但因为呼出电话录音只保存了3个月，这些回访记录如今已全部失效、无法回溯，而受害者普遍反映从未接到过任何风险提示电话；内部问责程序也不够严谨，甚至出现了案发机构人员参与问责的情况；与合作单位的风险提示则长期缺失，始终没有以书面形式向人保财险天津市分公司等关联机构作出通报。

直到2023年6月30日——也就是闻伟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取保候审）近半年后、且在其被正式刑事拘留并羁押的前夕——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才迟迟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这一连串在时间、程序和通报环节上的断裂，让本来应该受到司法约束的取保候审期，反倒成了整起案件里诈骗金额最集中、危害最深的一段。

刑责落定，索赔卡壳

这场风波最先在刑事法庭上有了结果。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闻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保险产品、私刻公章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考虑到他在取保候审期间继续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不予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同时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500余万元。不过，闻伟早已将骗来的钱款基本挥霍一空，名下几乎没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刑事退赔在执行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也正是这一点，直接促使受害者们走上了向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索赔的集体民事诉讼之路。

监管部门的深入调查，也进一步印证了涉事分公司在日常合规与危机应对中的疏漏。前面提到的风险排查、通报缺位等问题，《金融监管警示书》里都有明确指出，和案件中暴露出的“安全真空”恰好形成了互相印证。

不过，到了民事诉讼这一关，受害者的索赔之路一开始就走得并不顺畅。以贺女士为例，她的一审诉讼请求被天津铁路运输法院驳回了。法院认为，闻伟虚构产品、私刻公章，这些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不构成“表见代理”；同时，原告本人作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自己保费被骗也存在重大过失，而且相关损失已经在刑事判决中确定了退赔主体，不应再由被告重复赔偿。一审被驳回后，贺女士提起了上诉。